道中华丨从莫尔寺遗址考古看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传播

　　喀什地区在汉唐时期称为疏勒，是著名的佛教中心，唐代僧人玄奘记载其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然而，留存到今天的佛教遗址不过20处。其中，位于喀什市东北荒漠的莫尔寺遗址保存状况相对较好，地面尚存一座形制基本完整的覆钵塔和一座表面毁坏不清的多层方塔。2019年以来，我们对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清理出大规模寺院建筑群，出土了石膏佛像、陶器、铜钱等大量遗物，证明其是公元3至10世纪初的佛寺遗址。

▲莫尔寺遗址位置示意图

▲莫尔寺遗址全景（远处为覆钵式塔，近处为大佛殿和僧舍建筑基址）

▲莫尔寺遗址出土的陶器

　　莫尔寺遗址的寺院建筑包括一座具有三层方形基座的覆钵塔，一座表面毁坏严重的方形大塔，和一系列形制各异的房屋建筑。据形制结构、室内布置、出土遗物情况推断，这些房屋建筑有佛殿、僧舍、厨房等多种类型。它们是在不同时期陆续修建，逐渐形成寺院的规模。总体来看，莫尔寺是在犍陀罗佛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发展演变具有其自身特点。

▲莫尔寺遗址遗迹分布图

　　位于遗址中心处的覆钵塔，是最早修建的建筑之一，其形制源自印度的窣睹波而又不完全相同，更直接的来源地可能是犍陀罗地区，属于高塔型窣睹波，与阿姆河流域喀拉特佩佛窟中的窣睹波图画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在方形基座和圆柱形塔身之间还有一层圆轮。位于遗址最北端的多层方塔，奥地利学者弗兰兹（H. G. Franz）认为可称为带壁龛的塔形窣睹波，与吐鲁番地区的台藏塔相近，代表了从早期类型向更明显的中国式塔过渡的特点。实际上，我们在该塔的底部新清理出了第一层基座，该基座位于一个更大的台基的中部。台基东面保存较完整，因此可以测得其实际的长度，约为39米。比较有意思的是，北魏洛阳永宁寺塔经过发掘，其台基平面呈方形，边长约为38.2米，二者相差无几。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永宁寺下基方十四丈。按北魏中期1尺约为27.97厘米折算，莫尔寺方塔台基边长与十四丈极其接近，似乎暗示其使用了与永宁寺塔相同的营造尺度。

▲莫尔寺遗址中的覆钵式舍利塔

　　在两塔之间，我们清理出3处形制结构类似“回”字形的单体建筑。其中两处平面呈方形，一处呈长方形。方形建筑内部正中，长方形建筑内的后半部中心以土坯砌方台，方台和墙壁之间形成回廊，总体结构类似“回”字形。方台可能是佛像的台座，也可能是小塔的基座，由于都只残存几厘米到约20厘米高，上部已不存，因此难以确定。其中一个方台分为三层，自下而上逐层缩小，与前文所述覆钵塔的三层方形基座相似。这类建筑基本都出土有石膏佛教塑像残片，可以推断为佛殿。塑像的个体多而小。其中一处建筑的回廊中，一块从上部墙体塌落的残块上还发现疑似壁画的痕迹，但因过于破碎无法辨识。因此其中一些方台，特别是那个三层方台属于小塔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早期佛殿多中心置塔，后来代之以佛像。根据陈晓露女士的研究，这种带回廊的佛殿首先出现于大夏，后传入犍陀罗和新疆。新疆的这种类似“回”字形的佛殿具有自己的发展演变特点，它们很少形成大型“回”字形塔院式建筑群，多为围墙与佛塔构成。随着佛教造像在新疆的发展，佛塔的中心地位被取代，出现以佛像为中心的“回”字形佛殿。

　　除类似“回”字形佛殿外，还发现一栋平面呈长方形，由中间大堂、两端厢房和门侧的门房构成的大型中轴对称式建筑。建筑的前面有较大的前院。该建筑部分房间，特别是中心大堂，出土了“开元通宝”铜钱和大量石膏佛像残件，据此可断定为唐代时期的大佛殿。中心大殿出土一只长度近30厘米的佛像手掌，据此推算，该佛像身高可在3米左右，为大型佛像。该建筑的朝向与方塔一致，朝向东北，而与其他佛殿、僧舍建筑朝向西南或东南不同，疑与方塔构成一组。该建筑形制独特，不见于印度、中亚等地的佛寺，而与中原内地的传统单体建筑平面结构存在相似性，推测可能受到中原的影响。

　　莫尔寺遗址还发现两处平面呈长方形，前面有院子的建筑。建筑内部由前面的凸字形前厅、两侧的侧室、一间中室和两间后室构成。其中一处建筑的后室砌灶和灶台，另一处则挖有地窖。两处建筑出土无字圆形方孔小铜钱和疑似剪轮五铢的钱币，以及与生活相关的遗物，可以推断为僧舍。这种结构特点的建筑是本地的创造。

▲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像残件

▲莫尔寺遗址中的Ⅰ号、Ⅲ号建筑

▲莫尔寺遗址中的Ⅱ号建筑（左：大型佛殿；右：僧舍）

▲莫尔寺遗址Ⅵ号建筑局部

　　莫尔寺遗址出土近200枚钱币，均为圆形方孔铜钱，其中有疑似剪轮五铢、开元通宝，其他许多可能是当地仿照五铢钱铸行的小铜钱，因锈蚀严重，难以准确辨识。但这种钱币形制是中华文化特有的符号，反映了中原文化在莫尔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莫尔寺遗址不仅体现出与犍陀罗佛寺的渊源关系，也展现了本地化发展的轨迹，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汉地佛教文化在西域的影响也是明确的。根据北京大学李崇峰教授的《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中国的高层楼阁式佛塔是佛教传入中土后，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及固有的神仙思想相结合的结果。梁思成等建筑学家认为，“塔虽是佛教象征意义最重的建筑物，传到中土，却中国化了，变成这中印合璧的规模”。

　　这种中国化的楼阁式佛塔大约唐代回传到新疆地区。据西北大学冉万里教授的调查，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中，既有覆钵式塔，也有汉式楼阁式塔。北京大学马世长教授在《库木吐喇石窟的汉风石窟》中就指出，库木吐喇石窟存在一批汉风石窟，是唐代龟兹地区出现的壁画题材内容和形式上都带有强烈中原地区汉族文化色彩的洞窟，原样移植了中原地区的经变画，其构图形式、人物形象、建筑、装饰纹样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同类壁画基本一致；出现带有汉族形象和汉文榜题的尊像，汉族服饰的供养人像等。一些学者认为，这批汉风窟是客居龟兹的汉人捐资开凿而以汉僧为住持的佛寺，佛和菩萨无“胡貌”，经变和因缘图像中的世俗人像着汉装。

▲莫高窟第285窟（西魏时期），主室为覆斗顶形窟。（图片来源：数字敦煌网站）

　　新疆龟兹研究院的苗利辉研究员认为，喀什地区棋盘石窟所有现存洞窟均为覆斗顶，这种形制在印度和中亚地区几乎不见，但在敦煌很常见，如西魏时期的285窟，为典型的覆斗顶窟。有关学者研究提出，覆斗顶系模仿斗帐而来，可以说是汉地创造的一种石窟顶型。中原地区的中轴对称院落式布局也对吐鲁番和库车的寺院布局产生影响。敦煌学家杨富学指出，回鹘佛教是汉传佛教的翻版。唐代以来西域的许多佛寺的名称都是汉语名，如最近北庭故城就考古发现刻有“悲田寺”的陶器残片。当然，西域以汉语为寺名的佛寺绝不只此一例，北庭故城及附近就还有龙兴寺、高台寺和西寺等佛寺。

　　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进行了有效的佛教管理。唐朝在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设有统辖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四镇佛教事务的都僧统，由汉僧充任。在西域各地还广建官寺。根据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慧超所记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从武周至开元的唐朝盛期，西域地区曾建立了奉唐朝敕令而建立的官寺为主体的汉化佛寺系统。《慧超传》记载安西四镇有汉寺汉僧，其中，龟兹有大云寺、龙兴寺，碎叶有大云寺，于阗有龙兴寺、开元寺，疏勒也有大云寺，均为官寺，以汉僧为住持。其中，疏勒大云寺的住持是岷州人士。而据《宋云行记》，塔里木盆地东部的且末，北魏时期城中的佛与菩萨，无胡貌，当地人称是“吕光伐胡所作”。吕光是前秦苻坚的骁骑将军，曾于382年远征西域。

　　这些表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传播过程既是一个不断本土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吸收他文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当佛教在印度走向式微，却在中国逐渐兴盛，并向西回流。西域是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正如李四龙《传译与汇流：西域与中国佛教的互动》所说，“源于印度文明的佛教，一旦进入东亚儒家文明圈以后，其所形成的汉传佛教，又有许多自己的特色，逐渐回流到西域，特别是在隋唐时期的新疆地区，丰富了西域佛教的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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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肖小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丝绸之路与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数年来致力于新疆地区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