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三交史话 | 殊俗异域谱华风：唐代粟特人在河北
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从人种上来说，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族。所谓“九姓”，指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诸国，他们始居于祁连山北的昭武城，后由于为匈奴所破，被迫西迁，主要居于今乌兹别克，还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
粟特人开始进入河北是在魏晋时期。按照唐长孺先生的观点，晋人所称的“羯胡”就是“杂胡”，其中就有粟特人。如此说来，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很可能即是粟特人。北魏时，都城洛阳是包括粟特人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北魏解体后，东魏迁都于邺，邺城取代洛阳成为北方政治中心。这些粟特人也随之迁徙到邺。以东魏迁都邺城为契机，粟特人开始大量迁入河北。当时以邺为中心的河北南部是粟特人的集中之地。
“射猎图”石枕，邺城遗址采集，藏于邺城博物馆，为典型的粟特器物。该石枕正面描绘了一位高鼻深目的胡人，策马回首射箭，后方有两只狂奔的野猪，身后有山峦和树木，图像左方和下方装饰有卷草纹饰带，为萨珊波斯常见的艺术题材。
隋唐时期，粟特人东迁达到高潮。由于突厥汗国长期控制中亚粟特地区，大量的粟特人进入到突厥部落中。他们具有较高的地位，经营与中原的商业贸易，而且以部落的形式存在，有学者称之为“突厥化粟特人”。随着东突厥汗国的崩溃，粟特也向河北迁徙。从时间上看，唐前期粟特人入居河北，主要是在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时期。
安史之乱后，许多原本在关内、河东等地的粟特人也纷纷迁到河北，建立新的家园，这样在河北藩镇中有许多粟特人。这些粟特人有的是在安史之乱前即已定居河北，有的是随安史叛军南下而进入河北的，特别是成德、魏博诸镇的许多粟特武人大多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据《曹闰国墓志》记载，墓主曹闰国，含州河曲人，即为出自灵州（今宁夏灵武）六胡州的粟特人。他行旅边蓟，幼闲戎律，安史之乱爆发后，参加了安史叛军，官至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安史之乱平定后，曹闰国降唐，不削官品，任职于成德镇。大历十年（775年）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叛乱，曹闰国为成德马军都虞候，参与平叛。其年六月阵亡于冀州之方城，享年四十七岁，八月葬于灵寿城西南灵化川界。
粟特人入华后，在内地逐渐形成了许多聚落。唐朝的民族政策包容性很强，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乃至外国人也一并视同为臣民。这些粟特人聚落，被完全纳入州县系统，这些粟特人也被编入了当地户籍。显然，这些粟特人聚落，并非单纯由粟特人构成，而只是以粟特人为主，或粟特人占支配地位，还包括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正是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下，粟特人与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交往、交往，互相影响，一步步走向融合。
鎏金鹿纹菱花纹银盘，1984年河北宽城出土，为唐代典型的粟特器皿，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一）河北粟特人姓氏的变化
进入内地的粟特人，其始多以其母国为姓，即康、史、何、曹、石、米、安等。例如，安史之乱的肇始者安禄山，为营州杂胡，本姓康，他和史思明都实为粟特人。如果我们在史书中看到康、史、何、曹、石、米、安这些姓氏，就应该提起注意，他们很可能就是粟特人或其后裔。虽然这些姓氏已是单字汉姓，但由于仍然保留了其母国的痕迹，根据这些姓氏，仍不难猜想到其粟特出身。随着粟特人在汉地日久，他们的姓氏也开始变化。唐代有一句俗语：“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太平广记》卷四五〇《狐四》）这里“狐”是“胡”的谐音。大意是说，进入中原内地的胡人（多指粟特人），如果达到一千年，他们姓赵、姓张，如果只有五百年，他们就姓白、姓康。易言之，一个人即使是姓赵、姓张这些中国传统姓氏，他也有可能是粟特人的后裔，只不过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剧，其粟特姓氏特征的一点儿尾巴也最终消失了。
（二）河北粟特人从经商到文质化的转变
粟特人，高鼻梁，深眼窝，能歌善舞，但最突出的特征还是善于经商。史书记载其风俗，生下孩子后，给孩子口中抹上蜜，手中放上胶，希望他们长大后能言善辩，手中持钱如胶之粘物不掉下。男子长到二十岁，即送往他国经商。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在进入中原内地后，粟特人仍然一度保持了经商的传统。比如安禄山，通六蕃语，曾为互市牙郎。他任范阳节度使后，纠集了众多的杂胡（即粟特人）于诸道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记载，定州富商何名远，“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赀财巨万”。从姓氏和居住地来看，这个富商何名远很有可能是粟特人或其后裔，被袭的胡商中也应有不少粟特人。按，张鷟，生于约660年，卒于740年，何名远的材料反映的当是唐前期河北的情况。
在不断内迁过程中，特别是在突厥化聚落中的粟特人，在突厥文化的影响下，其生活方式由善商贾逐渐向善骑射转变。有唐一代，入华粟特人在唐代所任官职基本上都是武职，不但以归附、使节、质子途径入仕者均授以武职，而且以门荫方式入仕者也多授以武职。这种情况在唐后期河北藩镇中表现更为突出，几乎见不到粟特人兴贩贸易的记载了。
河北藩镇中，特别是魏博、成德两镇的许多军将即出身粟特，有的甚至升至节度使，例如魏博镇的史宪诚、何进滔家族等。这时期河北藩镇中的粟特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包括上至节度使，下至普通平民等各个阶层。这说明，唐后期粟特人已经融入河北藩镇社会，并参与了河北藩镇体制，而位居社会的中上层。
王廷凑在曾祖五哥之、祖父末怛活时期，初入河北，从姓名来看，还保持着少数民族的色彩。但到父辈昇朝时，已经是完全汉地名字了。王廷凑这一代更为明显，王廷凑喜读《鬼谷》等兵家诸书。其子王元逵，其墓志中称：“至若四部古书，千虑机尽，伸帙如旧习，举意是新规。”其汉文化修养已经比较高了。在婚姻方面，河北的回纥人婚姻对象已经不限于同族，开始同汉地民众通婚。例如，王元逵即娶唐绛王悟之女寿安公主，王镕的夫人为陇西李氏。
大名何进滔德政碑，柳公权撰并书。碑通高12.34米，宽3.04米，厚1.08米，重140.3吨，为中国现存第一大古碑。宋徽宗政和年间，大名尹梁建言磨去碑文，改刻五礼碑文。
史孝章的例子有一定的代表性。史孝章，是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之子，他自幼聪悟好学。元和中，朝廷任命的李愬为魏博节度使，取大将子弟列于军籍，这本是对当地武将家族的一个照顾。史孝章在本可以武职晋身的情况下，却向节度使表示愿意担任文职，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故节度使李愬深感诧异，但还是满足了其愿望，使其摄府参军。
（三）河北粟特人通婚圈的扩大
唐前期，河北粟特人是在相对集中的地方居住，很长时间内仍保持着本民族内部通婚的习惯。虽然也与汉族通婚，但只是个别现象。如意元年（692年）立于恒州城内开元寺三门楼石柱上，有“何叱拨（妻曹）息忽硉（妻康）硉息名远（妻赵）”的题名。这些人从姓氏来看，当属于粟特人或其后裔。何叱拨父子还属于粟特人之间的内部通婚，但到了何叱拨之孙何名远这一代就开始与汉族通婚了。唐后期，粟特人通婚圈进一步扩大，与汉族通婚逐渐成为他们主要的婚姻方式。上面提到的曹闰国，有三位夫人：石氏、刘氏、韩氏。石氏可能是粟特人，而刘氏、韩氏则是汉族人。不仅男性粟特人与汉族女子通婚，就是汉族男子也常常娶粟特女子为妻。
中古时期，河北是世家大族集中的地区，唐代最著名的门阀士族崔、卢、李、郑，号称“四姓”，其中有三个集中在河北。唐后期虽然门阀制度已经衰落，但门阀观念仍深入人心。在此观念影响之下，浸润其中的粟特人也不能免俗，甚至也开始伪造家世，攀附高门。唐代姓氏著作《元和姓纂》称何氏，“望出庐江、丹阳、东海、齐郡”，也就是说，何氏的郡望有四个，其中庐江最著。粟特人中的何姓往往自称庐江为其族望。如魏博节度使何进滔、何弘敬父子，据《旧唐书·何进滔传》记载，何进滔，灵武人也，很明确地说明这一何氏家族为来自西北的六胡州粟特人。而《何弘敬墓志》则称其为庐江人。而康姓多冒姓为会稽人。上面所提到的曹弘立，自称“族望谯郡人也。其先汉相之裔，大魏之后” ，试图和曹操拉上关系。
由于诸民族之间互相通婚，年深日久，一些粟特人在心理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自我认同为汉人，甚至忘记了其本来的粟特人身份。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卷五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广平郡宋察先世为胡人（即粟特人），娶同郡游昌之女为妻，生下一子，深目高鼻。宋察怀疑这个儿子不是自己亲生，打算弄死他。就在这时，恰巧家中一匹赤草马产下了一匹白驹，宋察顿然醒悟道：“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经二十五年了，今又复生。我的曾祖父就是胡人貌相，这个孩子长的如此，是返祖现象呀。”遂养之。以至当时有“白马活胡儿”的说法。广平即唐之洺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宋察入中原已经三代，潜意识里忘记了自己本为粟特胡人，而自视为汉人了。
（四）从祆教到佛道等本土宗教的变化
粟特人本土信仰是祆教。祆教，又名琐罗亚斯德教，是流行于古波斯（今伊朗）及中亚等地的宗教。它在古代波斯被奉为国教，主要教义为“二元论”，认为世界存在着善灵和恶灵的对立，人选择善灵，就会产生正义力量，选择恶灵只能具有邪恶的力量。在这点上与摩尼教的光明、黑暗二元论颇多相似之处。由于祆教崇拜火，认为火是神圣之物，故俗称“拜火教”。
入华后的粟特人，长期以来仍保持着祆教的信仰。大凡有粟特人聚落之处，一般都建有祆庙。从北齐后期以来，由于粟特人在邺的聚集，祆教在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南部已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祆神庙。这是与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分不开的，北齐后主高纬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据《隋书》卷七《礼仪二》记载：
《隋书》成于唐初，从“兹风至今不绝”一句来看，直至唐初邺地祆教信仰仍很盛。唐代的安禄山为了发动叛乱，一方面通过粟特商人积累发动叛乱的资金，也很重视用宗教信仰祆教将粟特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唐代典籍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安禄山：
文中详细记载了安禄山主持的祆教仪式，此时他的身份不再是身兼三镇、气吞一方的唐王朝节度使，而是身着民族服装的祭司，在香烟缭绕中，盛陈牲牢，诸巫击鼓，载歌载舞，带领诸人祭拜胡天。
唐后期，河北一些粟特人仍保持着祆教的信仰。例如，石家庄市鹿泉区，有个村子名叫“胡申铺”，当地传说胡申是韩信背水之战时期的一员大将，因为寻找水源未果而自杀，后韩信在胡申自杀之处，发现了白鹿泉，为了纪念胡申，就创建了胡申庙，元明清在这里设置递铺，名曰“胡申铺”。胡申铺村名即由此而来。实际上，胡申当作“胡神”，这胡神庙创建于唐代，与西汉的韩信毫无关系。直至明代，镌刻在胡申铺南阁上的匾额，还写作“胡神铺”。宋人所编《宝刻丛编》卷六收录了唐宝历二年（826年）唐人来复撰文并书丹的《唐鹿泉胡神祠文》，即记载了这座胡神庙，反映了鹿泉所在的粟特人后裔进行宗教活动的史实。瀛州乐寿县也有祆神庙。据宋人王瓘《北道刊误志》记载，“瀛州乐寿县亦有祆神庙，唐长庆三年置，本号天神。”这说明当地信奉祆教的粟特民众不断增加，以至有创立祆神庙的必要。
自西汉后，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便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统治者或崇佛，或崇道，但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地位从来没有改变过。河北许多粟特人在汉文化熏染下，逐渐服膺和接受了儒学，在宗教方面，往往转而信奉中国传统的佛教和道教，迈出了由夷到华决定性的一步。前面我们提到的恒州三门楼上的粟特人参与的即是佛教活动。当然，他们接受汉文化也有一个过程，虽然在某些方面仍保留了一些粟特遗俗，但在总体上则是趋向融合，五代之后粟特之名就基本上从史籍中消失了。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河北卷》课题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