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马文化何以数千年奔腾不息?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马这一矫健且灵动的生灵，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更是文化与精神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和情感。马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各民族共同丰富发展了传承至今的马文化。

　　穿越时空的中华马文化之旅

　　殷墟，作为我国历史上首个文献可考、经考古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古老与深邃。珍藏于河南安阳市殷墟博物馆的商代车马坑，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

　　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马”的象形文字：长脸，大眼，鬃毛飞扬，长尾有蹄。甲骨文的这种描述在现代看来依然高度形象，后世出现的各种字体里，“马”的字形也都起源于此。可以说，至少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就已经出现了马文化最早期的萌芽。

　　到周朝，中华马文化伴随着对马匹驯化和利用的深入发展，马与“礼”相融，成为王权和地位的象征。“驾”这一礼制的应运而生，凸显了等级的差别，也为马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石。

　　周孝王时期，秦非子养马有功而获封地，成为秦国的开国君主，自此秦发迹起家，为后来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做出了重要的准备。

　　当马匹大规模直接参与到作战中，它的迅猛和强力得到充分发挥。战国中期，赵武灵王发愤图强，掀起“胡服骑射”的改革浪潮，改变了当时赵国的军制和民众的日常服饰习惯，并实现了国家的兴盛强大。至此，人与马的关系涉及到了礼制、军事和生活等各个方面，马文化的雏形不断发展和完善。烽燧狼烟里，沙尘日暮中，终于，在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交汇和碰撞之下，中华马文化在交融中形成。

　　汉朝时，马文化蓬勃兴起。汉武帝钟情于马，引进优良马种，大规模饲养军马。马匹不但用于军事，还在农耕领域发挥效用。马镫的发明和普及，不仅用于军事，马上运动也应运而生，汉朝的马文化日益丰盈。曹植在《名都篇》中“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描绘，正是当时人们打马球的生动写照。

　　在经济文化空前昌盛的唐朝，马文化达至巅峰。马球运动兴盛一时，手工艺品中的马元素琳琅满目，诗歌中对马的赞颂之声不绝于耳，相关著作的问世更是完备了马文化的知识体系。

　　从几千年前的象形文字，到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共同孕育；从汉朝的蓬勃发展，到舞马盛唐的历史高峰，中华马文化一路奔腾，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也伴随着先祖们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伊始，始终贯穿传承至今的马精神。

　　跨越千年的贸易传奇

　　历史上，我国北部、西部等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一直以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在马匹饲养和驯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地区常年干燥少雨，当地游牧民族在饮食上以肉乳为主，对具有解腻、助消化、生津止渴等功效的茶叶存在潜在需求。南方地区茶树种植历史悠久，茶叶生产到唐代已经发展到较大规模，产茶区域不断扩大，临近青藏高原的夷陵、巴东等地有贡茶出产，茶税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

　　对于农耕地区而言，马不仅是进行农业生产十分重要的畜力，也是交通运输的主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上，马的数量和质量与战争的胜负直接相关，但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原绝大多数地区并不适合养马。茶叶生产的发展、游牧民族对茶叶的潜在需求、中原地区对马的特殊需求，为茶马互市的兴起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客观条件。

　　随着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交往日渐频繁，隋朝已经设有专门管理互市的机构——互市监。随着各民族交往的深入，游牧民族逐渐认识到茶叶的特殊功效，茶马互市随之兴起。在唐人封演编撰的《封氏闻见记》中，已有饮茶风俗“流于塞外”，“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之说。

　　北宋建政时，契丹人已在北方建立了辽朝。随后，党项人兴起，建立西夏政权。北宋疆域适合养马之地锐减，战马奇缺。宋朝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此时，盛产战马且对茶叶需求迫切的吐蕃诸部进入了宋朝的视野。北宋非常重视与吐蕃的茶马互市。北宋与西藏地方的茶马互市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南宋王朝进一步扩大了茶马互市范围，不但在西部地区开办茶马交易市场，还在西南地区购买战马，交易活动十分频繁。宋朝的茶马互市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制度沿用至清代。

　　开原是明代长城最北端的路城，位于辽河中游东岸、辽东最北端，东西向的万里长城与南北向的辽河在此相遇。

　　为缓解马匹缺口，明朝大量向蒙古、女真各部购买马匹，还通过“赏大于贡”的贡赏制度，吸引女真、蒙古部落归附，入京贡马。明朝在广宁、开原两地设立以马匹交易为主的市场——马市，规定赴市不必再到京师。

　　马市交易，往往由各部首领亲自带队，少则几人，多则成百上千人。随着马市贸易的兴盛，开原地区的马市在最初的广顺关马市、镇北关马市基础上，增设了新安关的鞑靼马市，扩大到“三关三市”，此后又在清河关增设清河马市，达到了“四关四市”。交易规模的扩大，极大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起初的马市都是官府设置的官市，随着贸易与交流的需要，刻板的官市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形成了民间集市——民市。民市设在开原城南门外，每天贸易，方便灵活。民市交易的物品五花八门，涉及生产生活各方面。不仅有马、牛、羊，　还有各种山货、食盐铁器、生产工具等。马市贸易促使开原三万卫成为明朝三大冶铁中心之一，对边疆地区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清朝初年的茶马互市基本上沿用明代的制度。清初，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较为活跃。康熙时期，经达赖喇嘛奏请，清朝批准在云南北胜州（治今永胜）、中甸等地开办滇藏茶马互市。后来，互市地点还增加了鹤庆、丽江等处。清朝后期，兰州成为全国茶马互市中茶叶的集散地。

　　随着清朝对茶马互市的控制逐渐放松，茶马互市这种以茶和马为主要交易对象，长期由国家控制、以物易物的贸易形式，逐渐转变为物品种类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灵活的贸易形式。

　　各民族马文化的多彩画卷

　　中国北有蒙古马，西有藏马、新疆马，南有川马、滇马。这些马，主要产于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及邻近地区，与学者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基本吻合，也是中国的“马文化圈”。

　　蒙古马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主要产于内蒙古草原，早在四五千年前，已被中国北方民族驯化，现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

　　蒙古族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美誉，马在他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在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祭祀习俗和文学艺术中皆有马的身影。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的体育娱乐盛会，其中的赛马项目备受瞩目。在这个大会上，人们会吟诵“赛马诗”来赞美获胜的马匹和骑手。

　　蒙古族的马文化在民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马是蒙古族民歌中永恒的主题。蒙古族人民于马背上生活，在马头琴的悠扬旋律中，赞美骏马，抒发情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文化。

　　哈萨克马产于新疆，同样是一种草原型马种，现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一带，即是汉代西域的乌孙国。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汉武帝为寻找良马，曾派张骞三使西域，得到的马可能就是哈萨克马的前身。到唐代中叶，回纥向唐朝卖马，每年达十万匹之多。有学者考据，其中很多属于哈萨克马。

　　中国西北的一些马种大多与哈萨克马有一些血缘关系。大名鼎鼎的“天马”，产于新疆伊犁州的伊犁地区，也被称为伊犁马。它就是以哈萨克马为基础杂交而成的。

　　新疆的很多民族也是爱马且善于骑马的民族。哈萨克族一年四季皆离不开马，马是他们放牧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与来源。

　　在哈萨克族的主要传统节日，包括诺吾鲁孜节、肉孜节和古尔邦节等，往往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庆祝活动，而赛马、叼羊、姑娘追、马上角力等马上竞技活动则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英雄靠骏马，飞鸟凭翅膀”这句谚语充分体现了哈萨克族对马的重视，他们熟知马性，将马视为人生财富。他们举办的赛马会也是挑选良驹的盛会，获得第一名的马会得到至高的奖赏。

　　骑马是柯尔克孜族首要掌握的技能，孩子降生，父母会让孩子跨在马上在母亲的守护下走一段路。柯尔克孜老人常言“四个无价之宝”：美丽的姑娘、能狩猎的雄鹰、快马、能捕猎的猎狗，这凸显出马在柯尔克孜族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柯尔克孜族在农耕、走亲访友、牧羊、放驼、狩猎、叼羊、角力、乔迁、转场等各类活动中都依赖马。

　　马奶节是柯尔克孜族的重要节日，人们会在这一天举行传统体育竞赛，以祈愿“马奶满皮桶、牲畜满草原、生活美满”。柯尔克孜族的马上运动涵盖马上游戏和马上竞技，是柯尔克孜族马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西藏马是典型的高原马，耐粗饲，抗病力强，持久力好，能在海拔3500～4000米以至5000米高原作业。在山地骑乘和驮载，步伐敏捷稳健，是藏族群众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与藏马关系紧密的河曲马也是一种古老的地方马种，历史上常用它作为贡礼。原产于甘肃、青海、四川3省交界处，黄河上游第一河曲处，故名河曲马。

　　藏族的马文化绚丽多彩，藏族人拥有悠久的骑术历史，赛马是藏族最为钟爱的且流传甚广的体育运动之一。

　　藏族的赛马源远流长，除了特定时间和地点的赛马会，在新年祈福、迎娶新娘、举行仪式、出门远行等各类活动中，都会有与马相关的活动，如赛马、祭拜或赞美等。

　　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裕固族对马也怀有特殊的情感，每年都会举行盛大隆重的赛马会。赛马会洋溢着节日的氛围，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

　　娱乐、民俗与生活的交融

　　中华马文化，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和多姿多彩的形态。驭马术彰显了古人对马的驯养智慧；马具展示了人类的创造才华；马与战争反映了军事战略；马政体现了王朝对马业的管理；马的交流和交易推动了文化融合；人马情思饱含着深厚情谊；马与文艺作品展现了艺术魅力……

　　娱乐活动中，赛马、马戏、马球等形式多样，历史悠久。它们不只是人们娱乐消遣的方式，更是展现技艺、传承文化的重要渠道。

　　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发明骑术的应该是生活在北部的游牧民族。在甘肃河西走廊的山峡山崖上有大量原始先民雕刻的岩画。这些岩画中有大量远古先民的狩猎图和作战图，其中有骑士挽弓猎杀的场景。据考古学家的初步研究，认为这些岩画刻于4000至1万年前，是远古游牧部落先民的文化遗存。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东部的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文化上层第3号石椁墓中发现一件“骑兵猎兔铜扣环”，环外铸有两个骑马人像，其中一马前铸有一奔兔，是一件猎人逐兔的生动造型。

　　古代中原地区调教马匹和驭驾马车在商、周时期也已出现。当时的六艺之一就有“御”(驾驭马车技术)。这一时期还利用马拉战车作战。

　　春秋时期赛马已十分盛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述了孙膑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的故事：齐威王与大臣田忌赛马，先是两人各出上、中、下三匹马，比赛结果，田忌三战三败。后来军事家孙膑出了个主意，比赛时调整了一下马匹的出赛顺序，让田忌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以下马对上马，结果是一败两胜，总评获胜。“田忌赛马”的故事在中国流传极广。虽然当时的赛马只是诸侯贵族赌博取乐的活动，但说明当时的人们在驾驭马匹方面已经有了较高的技术。

　　在中国古代的球类运动中，除了足球——蹴鞠之外，还有一项与骑术密切相关的运动，就是马球，称之为“击鞠”。马球就是骑在马上用球杆击打皮球的一种竞技运动。马球运动从汉代一直到整个隋唐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唐代曾经风行一时。马球运动对骑术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参赛者必须有着十分娴熟的骑马技术，而且密切配合，才能够取胜。因此，马球运动已不单单是一种球类运动，更是考验骑手技术的一种骑术比赛。

　　此外，马戏也是当时百戏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马戏的表演惊险绝伦，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壁画、漆画当中曾经留下了无数艺术家对当时马戏的精妙刻画。在山东沂南出土的大型百戏壁画当中有一个画面，是小孩在进行马戏表演，非常惊险。

　　到了明清，骑术表演除了民间，还作为军队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宫画家郎世宁曾经描绘了一幅反映清军进行马术训练的《马术图》，表现了清军在马术训练当中的各种动作、各种方式，非常引人入胜。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术运动得到重视。上个世纪50年代末，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马术运动。1979年中国马术协会成立，1982年加入国际马术联合会，1983年起恢复了全国性马术竞赛活动和奥运会三项赛(盛装舞步赛、超越障碍赛和三日赛)及民间民族马术运动。

　　1900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举行了首次国际马术比赛，有赛马、越宽障碍和越高障碍三项。12年后，第五届奥运会再次举行了马术比赛，项目增加到5个，有赛马(个人和团体)、军官式骑术(个人和团体)和盛装舞步个人骑术。从此，马术成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后又几经变化，到第九届奥运会上，比赛项目才正式确定下来，一直沿袭至今。现代奥运会的马术比赛项目确定为盛装舞步骑术、三日赛和障碍赛，有团体赛和个人赛之分。1921年，国际马术联合会宣告成立，并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承认，目前其成员已达70多个国家。

　　与奥运会项目不同，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更加丰富多彩。目前正在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比赛，分为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包括民族赛马、跑马射箭、跑马拾哈达、个人两项全能四项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三类表演项目。

　　1986年，在新疆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马术被首次列为比赛项目。此后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马上项目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包括速度赛马、走马、跑马射击、跑马射箭、跑马拾哈达等项目。民族马术的竞赛不仅拥有较高的专业性和观赏性，还受到了观众们的热情关注与喜爱，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在民俗传说中，龙马的形象充满神秘韵味，与诸多名胜古迹相互关联。而像“马头娘”这样的传说，不仅极具传奇色彩，还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从骑马抢婚的古老风俗，到各具特色的婚姻习俗，再到丧葬仪式中的马元素，马文化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服饰的变化发展也与马紧密相连，“胡服骑射”带来的不只是着装形式的转变，更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有力见证。

　　在当今时代，马虽已逐渐淡出农耕和军事的舞台，但新时代的马产业蓬勃发展，中华马文化经久不衰。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建设国家需要万马奔腾的气势，推动发展需要快马加鞭的劲头，开拓创新需要一马当先的勇气。”

　　中华马文化，恰似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贯穿历史，连接古今。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民族血脉中的重要构成。在未来的征程中，我们应当传承和弘扬这一优秀文化，让中华马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为绚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