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和壮大的,即不断打破和超越血缘、地域、族群、阶层等藩篱,凝聚并融通成为“广土巨族”超大规模人们共同体。超越与融通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性,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经验,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参考。
超越血缘纽带的“华夷可变”观念
人类最早的共同体是血缘共同体,包括家庭、氏族、部落,被马克思称为“自然共同体”。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社会阶段,血缘纽带起到凝聚人们共同体的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的部落和邦国都体现出较强的血缘共同体特征。西周时期,一方面依托血亲和姻亲建立了分封制和宗法制,同时也开始将“行周礼”作为华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虽有“华夷之辨”,但未阻断华夏与戎夷狄蛮之间流动通道,使得华夷之间的转化成为可能。至春秋时期,孔子进一步阐发了“华夷可变”的观念。春秋战国时期,竞争和兼并加速了族群融合,加快了重建秩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华夏共同体进一步扩大,秦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大夷之功”成为华夏共同体的代表。
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华夷不断互动,中心辐射边缘,边缘可竞争中心,中华认同不断扩大,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壮大。在政权分立时期,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可变”“惟德有昌”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在“大一统”时期,历代君王都强调“华夷无差”“华夷一体”,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推动华夷一体化进程。中华文明从来不以客观的血缘纽带作为界定华夷的标准,而是以主观的文化、礼仪和制度作为判定华夷的标准,实现了对族群观念的超越,促进了各族群交融。
超越语言差异的“书同文”官学体系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虽然不同地区的语言有较大的差异,但自秦“书同文”以来,共同的文字就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系统,有效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创制过自己的文字,比如契丹文、西夏文、八思巴文、满文等,但这些文字使用的范围都相对有限,汉字一直是使用范围最广的文字。
统一的文字推动了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增强了不同语言群体的文化认同。汉朝确立儒学正统地位,设立“太学”和“官学”,要求地方官员担负教化之责,配备经师,“有教无类”;唐朝在西域设立了州学、县学、乡学等教育机构;明太祖朱元璋嘱咐普定府知府:“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清朝使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多语合璧文书成为定制,但在康熙年间就因大量少数民族官员通晓汉语而撤销翻译官员(通事)。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文教系统,保障了不同语言、地域、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形成大文化共同体,书写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
超越地域、族群和阶层界限的选拔制度
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实行流官制,打破区域界限,让各地人才为中央所用,地方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命,实现了对基层的有效管理。而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任将相的外来客卿就占很大比例,比如商鞅是魏人,吕不韦是韩人,李斯是楚人。
此后,无论是汉朝的举孝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还是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均以德才兼备作为人才选拔标准,极大拓展了官僚体系的来源。根据史料记载,北朝后燕中央职官175人中,能确定族属的,慕容氏一族占26%,其他鲜卑人占11%,其他少数族群占10%,汉人占53%。唐朝科举专门设有“宾贡进士”,为边疆各族群进入中央行政系统提供了路径。宋朝之后,寒门入仕的比例显著提升,推动中国政治从世族政治向庶族政治转化,张雍、范仲淹、欧阳修、陈升之等人均是出身贫寒,科举入仕。超越地域、族群和阶层界限的官僚选拔制度,体现了传统中国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增进了不同地域、阶层和族群对国家的认同。
超越信仰认同的“政主教从”和“多元融通”路
在诸多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宗教曾扮演了重要角色。西周通过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度,构建了社会秩序。秦汉之后,日趋成熟的儒家伦理和文官体系涵盖了天理、政治和人伦,没有给宗教留下太多空间。儒家思想与国家意志合而为一,维护国家利益意味着维护儒家正统。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必须认同儒家核心价值,以国家利益为上,“政主教从”成为古代中国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
外来宗教进入中国,也同样选择了与儒家思想融合的中国化道路。比如,唐朝时期景教就接受了儒家尊君思想,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中,对唐太宗、高宗、玄宗、肃宗等皇帝歌功颂德;明朝出现了“回儒”学者,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吸收、借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理的“以儒诠经”运动,顺应了“政主教从”和“多元融通”的中国化模式。
超越阶层认同的“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
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整合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价值观,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儒家伦理,实现了道统和治统的结合。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成为历代统治者追求“圣王”的基本要求,成为文官体系进行政治实践的标准。无论是哪个族群建立的政权,无论是哪个阶层的利益代表,都强调“民为邦本”,追求“天下人心归一”,以获得政治合法性。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阶层局限,通过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济世为民等施政行为,维护民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以家国情怀为纽带,强调责任伦理,家与国相连,忠与孝相通,社会与国家相融,个人与集体相伴。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身、家、国、天下视为一个社会连续体,将国家治理视为“一家之政”。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朱元璋也表示,“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古代君王自视为民众之“父母”,将国家视为大家庭,强调“爱民如子”,强化“教养之责”,这种家国情怀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阶级利益,缓和了阶级矛盾,增进了不同群体对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总之,中华文明通过“华夷可变”“文教官学”“文官体系”“政主教从”“多元融通”“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等理念践行和制度实施,实现了对血缘、语言、地域、宗教、阶层、族群认同的超越,不断型塑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今天,我们立足于“两个结合”,应该继续发挥历史主动性和文化主体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继续在超越与融通中凝聚共识、增进认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冀公网安备 1301040200157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