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民族地区具有国家生态化转型的后发优势

　　“‘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本无经验可循，惟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协调物质精神双文明，才能和平发展。而民族地区恰恰具有国家生态化转型的后发优势。”

　　1月26日，“道中华大讲堂”第六讲在中交集团开讲，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在讲座上说。

　　发展桎梏：弱势群体的自我积累能力问题

　　不仅在国内，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做比较研究，发现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很少被人们提到：大多数弱势群体，无论它是以国家的形式，地区的形式，村社的形式，还是以户的形式存在，都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自我积累能力差，这是弱势群体普遍贫困内在的问题。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尤其是老家在农村的朋友们，想想我们用什么样的辛苦劳动，才能够日积月累地形成一点点自我积累。然而，这点积累的能力和你面临的风险之间完全不对应。所以世界范围内脱贫攻坚是一个大难题，原因就是很少哪一种体制，哪一种政治或哪一种领导能够有效地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我积累能力上升，并且由此形成有效应对风险能力。

　　为什么中国的脱贫攻坚能够取得重大的成绩？其中重要的一点，国家和国企发挥了替代弱势群体积累能力不足的作用，这个作用也利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国企是以国家名义存在的大资本，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更主要的是，国企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实现他们不可能做到的重资产投资，而任何一个地方乡村产业如果要升级，没有一定的重资产投资的能力是太难实现的。

　　国有企业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财政为主承担脱贫责任，加上国企进入贫困地区开展脱贫攻坚，其实就是让当地弱势群体可以零风险地得到国企承担重资产投资责任而形成的资产，贫困人口集中地区的普通群众虽然有劳动力，但他们没有资本，而国企提供的恰是他们不具备的资本投资能力，并且帮他们承担了资本投资的风险。

　　我们通过多个比较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照搬西方制度，都不能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自主积累能力差的问题，更无力替弱势群体去承担资本投资的风险。但在我们国家，财政和国企能承担资本投资的责任和风险，以此促进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绩。

　　比如中交集团在开展扶贫的地方建立的建筑建材产业，这对当地来说几乎是很难靠他们自己的资本积累能力建起来的。这些在地化产业能带动当地人的就业和收入提高。

　　再如，黄土高原降水稀少，本来不适合人类生存，但国企往黄土高原投资建了大量的光伏项目，一个村安装了几百万的光伏设备，让当地的贫困村直接占有发电收益。我曾到过山西的一个有84个村的县，其中80个是贫困村，每个贫困村都装上了一套光伏。光伏资产投资的资本是国家的扶贫资金；国企做的设备；风险也是国企承担；收益给贫困村。一套光伏设备的运作时间是25年，至少在这个期间80个贫困村得到了稳定的收入，有助于整村摆脱贫困。

　　“有效衔接”阶段促进乡村集体经济的必要性

　　进一步看中央要求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就要理解新型集体经济的作用。脱贫攻坚实施过程中，集体经济是代所有农户来持有国家扶贫投资所形成的资产，这叫国家资产集体代持。集体不是国有，是村域范围内所有农户成员的集合体。不是完整意义的公有制，因是村域范围内所有农户的集合体，其产权是为集体所有制。

　　所以到现在为止，集体被作为特别法人，不作为企业法人，原因之一是村作为集体经济载体破不得产，不可能出现一个村集体破产、连带所有农户都破产的情况，因此不是简单的工商法人。那集体怎么运作？集体经济与工商企业既自然人可以各自投资成立合作制公司，集体参加进去的是资源股。

　　山区乔灌草与风光水综合构成空间生态体系，形成稳定的阳光水土能源对自然物质的循环。客观看，一个村域范围内的山水田林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不能切开。国家领导人指出：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那就破坏了生态的系统性，当然也就无法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所以，就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即“三全”才能开发。据此，新型集体经济就是一个代表着村域范围内所有利益主体的共同体，大家都是集体成员，共同来体现对空间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开发，这就是领导人要求的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民族地区生态转型发展之路

　　我国的民族地区大部分集中在山区、高原，甚至戈壁荒漠，普遍不具有形成自主积累能力、难以提升资本积累率、无法形成自主承担市场风险的发展条件，因此成为欠发达地区。

　　所以1980年代搞脱贫攻坚政策研究的时候，曾经把“老少边穷”作为一个概念：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穷困地区，共同的特点是都缺乏资本，也没有自主的资本积累能力，形不成资本积累就没有进行产业升级的条件。而且产业升级是惊险的一跃，充满了风险，谁替它们承担风险？弱势群体遭遇一个风险就使得他可能再也爬不起来。这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据此看，我们在民族地区的工作，在“老少边穷”地区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和国家的重大战略调整结合起来的。

　　领导人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需知，西方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我们走的是中国式的十四亿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此外，世界上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也就是说，城市化率和GDP增长率都不是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农村很多地方形成活跃的小经济，农民千家万户在做的农家乐、庭院经济，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内，没有表现为GDP增长。

　　我在新疆曾跑过很多地方，也承担了国家民委的课题，去过云南、西藏、内蒙古等很多地方。国家如何选择相对比较适合的、符合国家战略布局要求的民族地区做重点投资，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因此，当前面对中国重大战略转型调整，特别是从海权战略向陆权战略做方向性调整的时候，每一个相关的边疆地区都有如何研究本区的区情，如何跟国家战略做结合的重新定位问题。

　　比如国家领导人对新疆乌鲁木齐的定位是“枢纽”，意味着如果西出借助陆权战略推出中亚和西亚，这个枢纽就在乌鲁木齐。应该知道，实际上因为边疆民族地区没有像东部地区那样过度依赖海权，没有依赖外国资本，因此这恰恰是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最适宜的地区，形成国家做逆周期甚至跨周期战略调整的重点地区。

　　因此从国家战略调整的角度来说，老少边穷地区、边疆民族地区恰恰具有后发优势。之所以国家战略调整以乌鲁木齐为枢纽，在于海权竞争受阻的程度恐怕大大高于陆权竞争。

　　很多人算经济账：一个集装箱船就能顶几百上千个班列？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海运通道被阻断了，经济效益再好也没用。那这些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多种因素都必须纳入考虑。

　　从国家战略高度来看，民族地区之具有后发优势，恰是原来我们的发展主要在沿海，而现在则主要向内地转变——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就是生态化。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地区在哪儿？就在边疆民族地区，就在乡村，在那些自然资源条件和人的“三生合一”相对和谐的地方。

　　由此可知这些地区都具有相对明显的比较优势。

　　如果把“全球南方”（指世界各地有时被描述为“发展中”或“欠发达”的国家）纳入进来做统筹考虑，其实我们国内的南方就是边疆民族地区。做一个系统的战略安排，和不同的区域发展需求做某种程度的结合，就将是一个产业扩张发展的巨大空间。这个空间扩张可以换来未来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因而，时空条件对我们这个实体经济大国来说，客观上还是具备条件的。这是国家重大转型阶段边疆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应该纳入各地的政策讨论。

　　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产业布局调整

　　我国多样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多元文化，但都内在地具有实现生态化和平发展的条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实现和平发展的基础，而且利于形成高质量的包容性发展的新型市场路径，利于构建多元化的业态体系，使边疆地区能够发挥生态多样性的比较优势，促进城乡融合的新型县域经济，将生态资源及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富民资源”，在“多元一统”大框架下实现“共同富裕”。

　　前面说到，我们科研团队在调查研究中对发展经济学形成了理论创新，认为边疆民族地区在旧阶段的传统生产方式下客观上不具备通过自主积累实现产业升级的能力。但在当前确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阶段和“一带一路”的陆权战略下，则可通过举国体制，以国家信用赋权的财政、金融体系所形成的重资产投资，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单位兴边富民的“无风险资产”带动民族地区劳动力获得无风险资本收益的条件下，动员其配套以“资源性资产”投入村级集体经济做股，同时以县域平台公司的杠杆投资撬动在地化的生态环境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资本化，使之成为各民族地区群众财产性增收的主要来源，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其一，要以国家投资引导内地优势产业对边疆民族地区做好纵向垂直分工，借助国家推进“次区域整合”，形成中国带动周边国家“和平发展”的产业梯次布局。在国家政策优惠带动下，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支边可以在保留核心技术研发及其关键部件生产的条件下，依托边疆民族地区枢纽城市深化配套改革来形成该产业的中间产品的产业集群，再在对周边邻国形成产业链对下分工及整合的生产条件；进而，则要从而将劳动密集型的最终商品组装和物流分装等环节布局在境内外重要节点城市，以此构成对周边国家的产业引领和市场层级，可为未来通过社会文化教育等配套运作，形成对周边次区域经济乃至政治经济的深度整合做准备。

　　其次，希望注意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时差，利用时空差来形成边疆民族地区的资本市场融资聚资的能力。上海深圳跟乌鲁木齐差两个小时，跟喀什伊犁差三个小时。可以把上海、深圳的股票交易所的“延时交易”的交易分所放在乌鲁木齐。增加这两个小时的延时交易，上海5点股市收市，在乌鲁木齐可以继续交易到7点，在喀什可以交易到8点甚至9点，资本的流动可以被延时交易，那就实打实的在这儿形成了资本市场的交易量。

　　资本过去偏爱、集中在东部的交易所。若批准“延时交易”安排在西部，则用这种方式吸入东部过剩资本，一定程度上解决边疆民族地区资本稀缺，同时还可能带动当地有条件的企业利用分时交易所结合本地“板外交易”上市。总之，如果可以利用延时交易打好时空差，就可以缓解资本过度密集在东部，不向中西部流动的问题。

　　综上所述，边疆民族地区的深改要考虑类似制度设计。国家对产业布局的区域差别要做战略性调整，对资本市场的布局也要利用延时交易这个机会做战略调整。这样的深改，才能贯彻“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才能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在发展上得到必要的宏观条件，改变过去自主资本积累能力不足的关键弱项。

　　上述分析，可以总结为“产业三级跳”，一级是关键技术、核心设备的产业竞争高地仍然集中在东部；二级是中间体的生产、零部件的生产、产业的配套生产，大都可以在边疆民族地区中间节点城市、枢纽城市，比如昆明、南宁、乌鲁木齐、贵阳、吉林等地，三级是把最终产品生产放在边境，如伊犁、喀什、瑞丽、延边等这些边境城市。发展跨境贸易。这样三级跳，不仅能够稳定住国内边疆民族地区的向心力，而且在产业资本布局上构成一个紧密的产业链结构。

　　同理，在金融资本流动上构建“两级跳”：用延时交易设分所的方式，使得国内金融资本核心城市也与边疆民族地区构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关系，这样，边疆民族地区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将会明显改善。

　　政府各部门的发展规划要“多规合一”

　　前面已经讲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思想是自地方主政以来一以贯之的，他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因此，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按照两山思想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和平发展，要重视“多元一统”中的“统”的功能。

　　其一，从这个贯彻“三全”原则，才能综合开发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在欠发达地区要认真做到的是县、乡、村三级规划统筹，以及多个部门规划的“多规合一”。亦即，两山思想下的发展过程，要有效地形成县域经济，只有做到三级统筹+多规合一，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才能够有制度优势。

　　其次，加大国家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实现所有人民都能够均衡地享受财政公平性。这就要把专项转移支付尽可能改变成一般性转移支付，确保公平正义。无论本地的税收达到多少，国家财政做转移支付一定是一般性的为主，要以人均的财政投入量来作为公平财政的标准，无论在山里边还是沙漠地带产生多少产值，或者没有产值可言，也应该得到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公平性待遇。如果边境地区需要有国人活动，则需在增加财政开支的条件下维护各民族群众适应此类资源条件的传统“三生合一”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做到财政公平性之后，接着是要把国家的各项投入，特别是国债支付的投入，部分集中起来用于组建包括并购、重组、投资等多项金融功能的综合性公司，而不是单一的产业发展。例如，如果做交通基本建设的大型企业只做单一的交通业务，恐怕是很难真正产生综合收益的，尤其是在边疆民族地区，要考虑形成带有综合金融功能的投资公司，才能对有相关性的设施资产与可以配套的经营性资产做统筹运作，为国家兴边富民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做出贡献。

　　激活沉淀资产

　　在做自身业务的同时，要对现有的国家投资已经形成的沉淀资产做兼并重组，使得投资的带动作用不是简单的微观企业的投入产出，而是能够把过去累积的沉淀资产激活，进一步利用外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来打包融资，形成对边疆民族地区资源性资产的外部资金投入形成的撬动作用。当然，这需要有一系列的设计。

　　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大公司在海南山区投了几万亩的黄花梨种植，大家也都知道，黄花梨一株成树现在的价格大约是200万，一亩黄花梨现在的产值至少是两个亿，但是要等50年之后才能形成，所以把两个亿的产值除以50年则为200万，若计入各类风险就不是那么合算。那怎么办呢？实际上是个如何使远期预期收益分期变现的问题。

　　怎么把远期收益变现？要按时间及不同条件下木材蓄积量来拆分价值量，这就变成可以卖不同的期权，就是期货概念。但公司又不能自己搞期货，因为现在大部分公司都没有这些金融功能，那就需要一定实力的公司在做这些项目开发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制度设计来形成金融功能，把高附加值农林牧渔业做成类期货品，以利跟资本化合拍。比如在东北的长白山，现在一般人工种植的大棚人参已经没前景了。什么还比较宝贵呢？野山参。但野化山参的药性有作用至少得在山林自然生态条件下生长15年，那这15年就是个类期货的可分段交易的价值增值概念。

　　山区林区发展需要改造林分结构，比如原来林业作为第一产业的时期主要是搞速生丰产林，现在速生林不值钱了，国内纸业已经靠大量进口纸浆了；客观上需要改造成康养林、景观林。康养林除了乔灌草与一定坡降比的水系配置合理，还要有珍贵树种形成的气味芳香有芳疗、味疗的作用。如果没有做长期投资的公司来投资融资、如果没有设计出在地化的交易市场有做期货的功能，简单地去做产业化开发就很难。所以，落实生态产业化要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结合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县区级）形成一些具有金融功能的投资开发公司，才有可能真正把这些生态资源作为资产活化起来，也才能变成可入账、可纳统的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还有大量的深化改革的工作，不要只看现在这种适用于旧阶段的经济指标到底是增长还是减弱，不要拘泥在这些讨论上，要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用在对“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上。

　　加强资源性资产的开发

　　我们现在的设计实际上通过新型集体经济把山水田林湖草沙等空间生态资源进行开发。乃至于戈壁滩的阳光、山沟里的蝴蝶和蜻蜓、稻田里的萤火虫，就都是资源性资产，只不过在过去搞单一产品规模经济的“农业产业化”的旧阶段没有被开发。

　　如果把一片稻田改造成社会参与式的湿地生态农业园，至少在种养结合上可以改造成稻鸭、草鸡、稻蟹、稻鳅、稻鱼等多业态共生系统，那就不仅是一个“自然教育”的研学基地，打造了立体循环农业的生态景观，还能产生土壤和作物的长短期配套的碳汇效应。

　　可见，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派生的各种可做深化改革形成增量收入的地方非常多。只要坚持新理念，就应该把乡村振兴真的当成是我们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把生态文明深化改革的工作做细，产生的就是新阶段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

　　我在很多地方跟做公司的朋友们交流，他们大都想下乡。但有些似乎还停留在“单一农业产业化”的旧阶段。如果是在新阶段，就要先有新理念，搞清楚要去的地方山多高、水多长，也就是海拔多少、水系如何。海拔有什么意义？决定了这地方是否能做优质康养区。我把800公尺以上山区和高原地带叫做优质康养区，因为属于冷凉气候带，不仅夏天会很凉快，而且作物在800公尺以上因昼夜温差大，养分沉积的能力远好于平原地带。那么，吃这些高海拔作物的动物，包括我们人，生存质量也远好于在平原地带。所以将来国家要发展的大康养产业的优质康养带，就应该是在800公尺以上的山区和高原地带。需要配套研究的一是水质、土质、空气质，这三个质量的基本监测；二是得有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对应形成的乔灌草体系对康养、休闲、旅游等生命产业配套的多业态；三是本地化的历史文化知识、社会资源会有什么作用等等。

　　综上所述，当我们把空间生态资源做成可产业化开发对象的时候，人们应该会发现这里边有大量值得做的多业态综合系统开发，所以我们称之为农业“六产化”。简言之，生态产业化对应的空间生态资源在乡村，并且生态资源是以村的地缘边界为产权边界的，无论是乔灌草体系还是山水田林湖的自然生命体系，基本上在以村为单位的地盘上。其作为生命体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决定了生态产业化“新阶段”需要的微观主体，应该是符合资源整体性要求的“社会企业”。

　　县域经济的重要性

　　因此，中央要求搞“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也就是要把这些村域范围内的资源性资产计价，计入村集体资产。村集体以这些可交易资产来对应着县这一级建立的平台公司，可以上下对接做股。

　　例如，浙江现在的深改是突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不得跨社区的法律限制而在县级建立专业合作社，其融资功能可以直接对接乡镇或对接已经公司化的村集体，既可做融资又可做股权，意味着乡村的经济活动都可以被公司记账纳入GDP，过去旧阶段不够规模就不入账的农村经济入账纳统，就能够表现出县域生态经济的增长。

　　基层山水田林湖草沙的这些资源性资产价值量很大，但旧阶段大都没有定价，且因属非标资产而既不可交易，也不可引资，金融机构的资金也不可能投放非标，这都是现在需要深化改革来解决的问题。所以新世纪20年来我们的很多工作集中在县这一级，帮助县这级设计深改项目。尤其在近年来县级财政严重亏损、县域金融却严重过剩的矛盾之下，如何改变过度依赖财政投资的惯性，而把本县过剩的金融头寸用在本县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发展上……这些深改安排，应该更多地跟国有部门多做交流，使大家理解应该怎么在地方开展与新阶段相一致的深改工作，尽可能把脱贫攻坚已经投入下去的沉淀资产活化起来，只有实现在财产关系上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才能实现中央要求的“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长期分享产业县域化收益”。这就是中共二十大再度强调的“新型县域经济”的核心内涵。

　　我们归纳在各地开展试点的经验，推出一系列新型县域经济的制度设计，可以与领导人提出的“生态资本深化”的要求，结合资本市场的操作经验，叫做构建县域生态资本闭环的“三级市场”。

　　2003年中央9部门发出文件，要求各地推进“农村集体产权交易所”，用市场竞价交易的方式来完成乡村大量存在的非标资产的定价。我们近期也在成都总结了纪检监察部门介入产权交易所实现“应进必进阳光交易”的经验……总之，所有这些利于落实领导人要求的“生态产品价值化实现”的有效的制度安排，都正在运行和调整之中。

　　在边疆民族地区，只要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农村的“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加上各地试点相对有效的县域的“三级市场”实际操作经验，就能够利用“比较优势”，贯彻领导人提出的“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实现在乡村最为丰富的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开发，最后实现多元方式的兴边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