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锦绣河山之缩影，民族团结之象征丨三交史话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坐落于河北省承德市，修建于清代，包括溥仁寺、溥善寺（遗址）、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遗址）、殊像寺、罗汉堂（遗址）、须弥福寿之庙和广缘寺，因其中八座寺庙驻有喇嘛，由清政府理藩院喇嘛印务处管辖，又都在古北口外，所以统称为“外八庙”。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凝结着民族团结的历史记忆，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贻万世之缔构”：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往互动，是历代王朝都关注的重大问题。清朝康熙帝以开放的胸怀对待北方各民族，实行团结、安抚、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清圣祖实录》载，康熙帝曾说：

“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坚固。”

承德地处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是“北控蒙古，南拱卫神京”的重镇，清朝在此兴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有利于加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管理，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乾隆御制《〈避暑山庄百韵诗〉序》记载，“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道明了修建避暑山庄的深厚用意。

康熙时期，为团结蒙古诸部，孤立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修建溥仁寺、溥善寺。乾隆时期，为纪念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修建普宁寺；为安抚举部东迁的达什达瓦部，修建了安远庙；根据章嘉活佛的建议，修建“天下统一、普天同乐”的普乐寺；为庆祝乾隆六十寿辰、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土尔扈特部东归，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为庆祝乾隆七十寿辰及六世班禅到承德觐见，修建须弥福寿之庙。

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兴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体现了对蒙古族、藏族信奉藏传佛教习俗的尊重，“因其教不易其俗”的主张，以及通过“深仁厚泽”，实现“柔远能迩”“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

“锦绣河山之缩影，民族团结之象征”：丰富的建筑意涵

从建筑风格上看，避暑山庄古朴典雅，外八庙寺庙群金碧辉煌，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建筑位置上看，外八庙寺庙群以众星捧月之势，环列在避暑山庄周围，从政治意涵上凸显了避暑山庄的中心地位。从艺术形式上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融汇了汉、蒙古、藏等民族造型艺术，体现了建筑文化的交流互鉴。

避暑山庄的建筑景观既彰显了北方建筑的磅礴气势，又融合了南方园林的精巧细腻，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体现了人与自然、不同建筑文化的和谐共生。山庄正门“丽正门”用满、蒙古、汉、藏、维吾尔五种文字镌刻，象征着各民族和睦相处、祖国统一。

▲用满、蒙古、汉、藏、维吾尔五种文字镌刻的“丽正门”。新华社发

外八庙等周围寺庙在建筑形制上，不仅运用了牌楼、方亭、琉璃瓦顶等传统汉式建筑手法，同时包含了红白高台、梯形窗、镏金铜瓦等藏式、蒙古式的传统建筑手法，既具有藏传佛教寺庙的建筑风格，又融合了汉传佛教寺庙的建筑特色，别具一格。外八庙多仿照我国各地著名寺院而建，普宁寺仿西藏三摩耶庙、安远庙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庙、普陀宗乘之庙仿拉萨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殊像寺仿山西五台山殊像寺、罗汉堂仿浙江海宁安国寺，体现了“锦绣河山之缩影，民族团结之象征”。

▲避暑山庄的建筑样式体现了“锦绣河山之缩影，民族团结之象征”。图片来源：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

建筑风格上，以普宁寺为例，前半部为汉式禅宗寺庙建筑，后半部为白台黄瓦的藏式建筑风格。普宁寺大乘之阁等，以汉式建筑为基调，杂糅了大量藏式建筑表现手法。普宁寺虽是模仿西藏三摩耶庙而建，但在建筑设计上将汉、藏建筑样式重新组合，是汉、藏合璧建筑的集大成，创新大于模仿，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

▲普宁寺。（总台央视记者段德文拍摄）

此外，匾额、碑文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附着物广泛存在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其多民族文字书写方式折射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是清代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例如，避暑山庄丽正门匾额用满、蒙古、汉、藏、维吾尔五种文字书写，外八庙的碑文多用满、蒙古、汉、藏四种文字书写。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充分体现了多民族建筑风格的融合，反映出各民族的密切联系，生动地阐释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避暑山庄风光。新华社发

“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共同的历史记忆

承德是清朝皇帝接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王公贵族觐见的重要场所，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见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为纪念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设宴封爵，并兴建寓意“安其居，乐其业，永远普宁”的普宁寺。乾隆皇帝亲自撰写《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碑文，工匠用满、蒙古、汉、藏四种文字刻成石碑，置于普宁寺内。

乾隆二十年（1755年），厄鲁特蒙古达什达瓦部从伊犁河畔迁徙到天山北麓的巴里坤，后在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中作出巨大贡献。清政府为安抚达什达瓦部，决定将他们迁至承德，编入蒙古八旗，为其划定牧场、建立住宅，并在驻地附近仿伊犁固尔扎庙修建了安远庙。从此，达什达瓦部在承德定居下来，与各族人民一道建设承德。

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为挣脱沙俄帝国的压迫统治，逾越艰难险阻，万里东归。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了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并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满、蒙古、汉、藏四种文字镌刻碑文的石碑，置于普陀宗乘之庙碑亭内，永志纪念。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世班禅主动奏请入觐，为乾隆皇帝庆祝七十寿辰。乾隆皇帝高度重视，下令仿西藏扎什伦布寺修建须弥福寿之庙，作为六世班禅来承的行宫。经过一年多艰苦跋涉，六世班禅于1780年抵达承德，乾隆皇帝为其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用藏语与其叙谈。六世班禅在承德期间，乾隆皇帝多次宴赏蒙古、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政教首领，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见证了清王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时刻，凝结着民族团结的历史记忆。深入挖掘和研究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阐释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全面书写、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有助于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系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