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三交史话 | 上都与大都之间：元代的两都巡幸制

　　蒙古族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常，其始并无城郭之制。窝阔台即位后，太宗七年（1235年）春，从中原汉地调集工匠，开始兴建和林城。和林，或称“哈剌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方圆十二里，大汗所居的万安宫位于和林城西南隅，其形制完全仿照中原的宫阙制度。和林城建立后，蒙古汗国始有了固定的都城和宫殿。

　　蒙哥即位，史称宪宗，他以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事。宪宗六年（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于桓州东、滦河北之龙岗，营建新城，名曰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北），作为王府的常驻之所，三年而毕。开平，地处蒙古草原的南缘，北连朔漠，南控中原，既便于与和林汗廷的联系，又利于对华北、关中汉地的就近控制。忽必烈以开平为基地，在其周围麇集了一批重要僚佐谋士，推行汉法。庚申（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于开平。

　　随着蒙古统治中心的南移，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位置偏北的开平显然已不适合作为全国的国都。燕京作为金朝故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自然成为国都之首选。忽必烈在蒙哥为大汗时，曾对木华黎之孙霸突鲁说，“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跸回鹘，以休兵息民，何如？”霸突鲁立即反对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如梦方醒曰：“非卿言，我几失之。”“幽燕之地”，具体来说，即指燕京。木华黎受命经营汉地，特别是燕京行尚书省设立后，该地很快成为蒙古汗国在汉地的大本营。

　　忽必烈即汗位之初的四五年，都城仍是开平，设有中书省，燕京仅设行中书省。由于处理政务的需要，忽必烈频繁召燕京行中书省官员赴开平议政和面聆诏旨，忽必烈本人也常在冬季驻帐于燕京郊外。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诏以开平为上都。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下诏改燕京名曰中都。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命张柔行工部尚书事，在中都旧城东北营建新城，九年（1272年）二月，改称大都。大都，突厥语作“汗八里”，意谓“汗城”。原来的草原都城和林被废弃，改立宣慰司管理。迁都大都意味着忽必烈政权的统治重心由漠北移至了汉地，也意味着他对草原中心传统的部分背离。

　　虽然定都大都，政治中心完成了南移，但蒙古族作为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历来以游牧射猎为生，射猎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原农耕地区并不适应，特别是难以忍受大都夏季的酷暑和溽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与辽金等草原民族类似，蒙古统治者也存在着纳钵制，其具体体现便是两都定期巡幸。

　　两都之中，大都为大元帝国的正都，为政治中心；上都则为陪都，为夏都，是避暑行宫。此制始于世祖忽必烈，据元人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云：“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官里岁以为常。”每年阳历六、七、八三个月，元朝皇帝常于上都避暑，并成定例。

　　从大都到上都，不满千里，有驿站十八处，历程需二十余天。据元人周伯琦《扈从诗前序》所载，从大都至上都，有四条路：一曰驿路；二曰东路，即周氏此行所走的黑谷路；三曰东路二，即古北口路；四曰西路，即野狐岭路。这四条路在使用上是有所分工的。

　　元人赴上都多经由驿路，这是两都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长八百余里。所经地点有：大都建德门；昌平县；新店；南口、居庸关、北口；居庸关过街塔；榆林驿；怀来县；统墓店；洪赞；枪杆岭；李老谷、尖帽山；龙门站、雕窝站；赤城站；云州；独石口站；偏岭、檐子洼；牛群头驿；察罕脑儿；李陵台驿；桓州；望都铺；滦河。

　　东路的两条路，一条由黑谷（峪）至上都；另一条由古北口至上都。其中，黑谷道，俗称“辇道”，为皇帝赴上都所走的路线。巡幸时对扈从者有严格的身份限制，皆是蒙古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至于一般文臣常常白发苍苍乃至临死也无缘随从皇帝经行此路。至正十二年（1352年），监察御史周伯琦随元顺帝由此路赴上都，即颇以为荣，故特意撰文以记之。途中宿营之纳钵计有瓮山、车坊、黑谷、色泽岭、龙门、黑店头、黄土岭、程子岭、磨儿岭、颉家营、白塔儿、沙岭、黑嘴儿、失八儿秃等。此线路最短，沿途水草茂美，牧畜尤便。古北口路，狭仄难行，“两旁峻崖，中有路，仅容车轨”。许亢《奉使行程录》也载：“古北口止通人马，不可行车”。此路为“御史按行处”，由此路出行者较少。

　　“西路”，亦即“孛老路”，或云“孛落站道”，是辽金时期经抚州（中统三年升为隆兴府，后又升兴和路），过野狐岭，经宣德府、雷家、统墓等站至燕京的古驿道。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一般“东出西还”，即由东道辇路赴上都，经西道返回大都。从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正式实行两都巡幸制，至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年）上都毁于战火，野狐岭都是元朝皇帝返回大都的必经之路。忽必烈以前，南北使臣往来也都取道野狐岭路，如邱处机、张德辉等人均是如此。蒙古汗国时期，这条道路为驿道正路，设有多处驿站。以野狐岭为界，野狐岭以北诸驿皆由蒙古部族主掌，并以主者之名名之。由于野狐岭下第一站名为“孛落”，故此段驿道乃被称为“孛老（孛落异译）站道”。中统三年（1262年）改望云道为驿路正道后，孛老道变成了专一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的运输道路，在该路上的驿站大大减少，从统墓到察罕脑儿，只在雷家店、宣德等几处地方保持了原来的驿站设置。

元代两都巡幸路线图。摄于元中都博物馆。

　　巡幸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便是田猎。在他们看来，“国朝大事，曰征伐，曰蒐狩，曰宴飨，三者而已” 。甚至认为，“不骑射，无以为乐。”即使是在定都大都环境改变后，狩猎仍为元朝宫廷固定的生活内容。

　　大都东南的柳林为元朝诸帝、诸王著名的行幸狩猎之地。每年春季，皇帝常到柳林，纵鹰隼搏击打猎，谓之“飞放”。漷州所在的柳林，地处延芳淀，延芳淀方圆数百里，春时鹅鹜来集，夏秋多菱芡，辽代皇帝即常于此行猎。辽代设漷阴县，后改称漷县，即今北京通州区漷县镇。到了元代，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建行殿于柳林，元顺帝则在柳林修建了行宫。但其作为行猎之地，可以追溯至忽必烈时代。

　　甘麻剌，为忽必烈之孙、太子真金的长子，至元中，奉旨镇北边，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忽必烈以其居边日久，特命猎于柳林之地。《马可·波罗游记》卷二，专辟了一节介绍忽必烈的行猎活动，言“君主由此路径赴海洋，其地距其汗八里都城有二日程”。以此来看，文中所谓 “火奇牙儿末敦”，实即柳林。随同大汗前往的还有大汗诸子、大臣及其眷属。“人员之众，及逐日由各地来此者之多，竟似大城一所。盖其地有医师、星者、打捕鹰人，及其他有裨于此周密人口之营业，而依俗各人皆携其家属俱往也。”大汗“当其居此之时，除在周围湖川游猎外，别无他事。其他湖川甚多，风景甚美，饶有鹤、天鹅及种种禽鸟。周围之人亦时时行猎，逐日献种种猎物无算”。马可·波罗目睹此情此景，不胜感慨：“丰饶至极，其乐无涯，未目击者决不信有此事也。”自阳历三月迄于阳历五月中旬，大汗在此驻留达两个半月，之后才循原路返回大都。

　　应该说，上都、大都两都制的形成，是蒙古统治者对蒙、汉两种势力妥协的产物，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已，但却是一种现实、合理的选择。将大都定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对中原的统治，还为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愿望准备了条件。以上都作为陪都，保持蒙古族旧俗，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则为蒙古族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两都制的实施，对蒙古族是有好处的。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河北卷》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