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三交史话 | 和辑蒙汉柱石四朝：河北世侯史天泽

　　石家庄新华区赵陵铺镇后太保村，元代称太保庄，其名称源于元代名臣史天泽。其家族墓在该村西北，原有八座墓葬，其中一座墓葬出土墓志一方，墓主为史天泽第四子——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史杠，葬于延祐三年（1316年），其中有云“葬真定之真定县太保庄太尉兆次”。其中的“太尉”指的就是史天泽。史天泽，世居大兴之永清（今河北永清），以其在真定的经营，而被称作“真定史氏”。

史天泽画像

　　金元之际，蒙古迅速崛起，南进中与金王朝在北方展开角逐。为了保卫乡里，北方一些以土豪大姓为首的地主武装自发地组织和武装起来，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成为蒙古和金王朝竞相拉拢的对象。蒙古初入中原时，军队人数不多，例如，木华黎伐金时所统蒙古军总数不过二万三千骑，只能用于机动作战和镇守一些战略要地。随着战线的拉长和占领区的扩大，其兵员不足的问题便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利用金朝降将及一些汉族地主武装。

　　史氏为永清大族，其家族百余口。史天泽的曾祖伦，少任侠，家饶于财。金末，他建家塾，招徕学者，发粟赈济，人皆附之。祖父成圭，倜傥有父风，当时盗贼四起，他悉散家财，唯存廪粟而已。其父史秉直，读书尚气义。金至宁元年（1213年）七月，木华黎率蒙古军大举南下，所向残破。史秉直率里中老幼数千人至涿州军门降于木华黎。由于史秉直的影响力，远近闻之，莫不归附，不月余，众至十万家。蒙古撤军后，史天泽之兄史天倪被任命为万户，史天倪选其壮勇万人，号“清乐军”，而史秉直管领降人家属，先在霸州，后被迁至漠北，实际上是作为人质。

　　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八月，成吉思汗仿金制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并赐以御用大驾所建的九旄大旗，授予木华黎经略汉地的全权。木华黎统兵攻入山西，史天倪、史天祥兄弟等各统所部从行，连下太原、平阳、绛州等八十余城。

　　当时河北抵抗蒙古军队的诸“义军”中兵力最强、势力最大的是拥据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恒山公武仙。武仙兵败降蒙后，木华黎任命史天倪为河北西路都元帅，治于真定，而以武仙副之。史天倪和武仙均系地方实力派，势力相侔，积怨甚深，双方不断侵占对方地盘，扩展自身势力。金正大二年(1225年)二月，史天倪攻取武仙所据山寨，武仙以设宴的名义，召请史天倪赴宴，趁机杀死史天倪。武仙料到蒙古军势必进行报复，遂复以真定降金。董俊判官李全亦以中山(今河北定州)叛蒙古，许多州县随之叛蒙附金，导致河北形势陡转直下。面对河北突然出现的变局，蒙古方面反应迅速。国王孛鲁任命史天泽袭其兄史天倪之职为都元帅，招集史氏旧部攻中山，并遣肖乃台率蒙古精骑三千驰援，藁城董俊亦出兵会之。武仙弃真定而逃，当时真定城中一些人暗中为武仙内应，武仙趁着夜幕斩关而入，又据其城。由于事出仓促，史天泽狼狈中引步卒数十人逾城东出，才幸免于难。在重新收复真定后，肖乃台认为真定百姓反覆无信，十分愤怒，驱赶万人出城，将屠之，史天泽苦苦劝谏，认为百姓是被胁迫，出于不得已，肖乃台这才将这些百姓予以释放。不念旧恶，为民请命之事，充分展示了史天泽开阔的胸襟，按理他是最有理由痛恨当地百姓的，这也为他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消灭武仙在河北的势力后，史天泽又受命参与了灭金和伐宋之役。宪宗二年（1252年），史天泽入觐，宪宗又将卫州五城作为史天泽的分邑，以酬其功。忽必烈时在藩邸，总知漠南诸军事，他深知蒙古初入中原，不熟悉汉地制度，扰民害民事件时有发生，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其中又以河南尤甚。请以史天泽为经略使。史天泽在任上兴利除害，处死了郡邑长贰之尤贪横者二人，由是境内大治。阿蓝答儿受宪宗之命审查诸路财赋，锻练罗织，无所不至。史天泽以勋旧，地位崇重，阿蓝答儿不敢对史天泽如何，却囚禁了他手下许多人。史天泽对阿蓝答儿说：“我为经略使，今不处罚我，而降罪于其他人人，我怎么能安心呢！”阿蓝答儿不得已将那些人释放了。

　　蒙古统治者以所谓“六事”来控制新占领区，其中之一便是设置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或译称“宣差”，多由大汗信任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充任，代表大汗监视汉人世侯和地方官员，是一种监临性长官。这些人汉文化修养一般较低，对中原汉地的制度不熟悉，甚至大部分人不懂汉语，在初入中原时显得与汉地环境扞格难入，史书中对他们的作为也往往多有微词。路府州县的长官与这些达鲁花赤大多难于相处，矛盾重重，而史天泽却忍辱负重，尽力避免与真定的达鲁花赤矛盾激化，由是二人相安无事。史天泽以隐忍退让的方式换取了与达鲁花赤之间的和平相处，换取了真定路百姓的安宁局面。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是为元世祖。他即位后即首召史天泽，咨询治国安民之道。史天泽具疏以对，其大略言：

　　“朝廷当先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霈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

　　世祖忽必烈嘉纳之。

　　二年夏五月，拜中书右丞相。史天泽既秉政，知无不为，凡前所言治国安民之术，无不次第施行。又定省规十条，以正庶务。

　　三年春，李璮阴结宋人，以益都叛，遂据济南，诏亲王哈必赤总兵讨之，又继命史天泽前往，元世祖临轩授诏，责以专征，俾诸将皆听史天泽节度。及凯旋，史天泽悉归功于诸将。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伐南宋，史天泽与伯颜受命率军南征。但因疾笃，还至真定。元世祖遣其子史杠与尚医驰视，赐以药饵。史天泽当时病势沉重，自知不起，他虽然身在真定，但心仍在前线，特别是对于蒙古军队一贯的杀掠之风十分担心。他扶病上奏说：“臣大限将至，死不足惜，但愿大兵渡江，慎勿杀掠。”所言均是国家大事，而无一语涉私。十二年二月七日，史天泽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元世祖遣近臣赙以白金二千五百两，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为之立庙，可谓身荣死哀了。

　　史天泽官至中书左丞相，位极人臣，在蒙古人为统治民族的元朝中，他身为汉人，自有一种危机感。《元史·史天泽传》称史天泽，“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史天泽四十岁后开始读书，尤熟于《资治通鉴》，他深知富贵难久、月盈则亏的道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历史上功臣大将因功高震主被屠戮的故事，对他更是一种警醒。故他一直如履薄冰，慎密谦退，未尝自矜其能，为人处世十分低调。拜相之日，其宅第门庭冷落，全无一般人惯常的车马盈门、张灯结彩的热闹喧嚣。有人出于好意，劝他趁在位好好利用手中的权力，他引用唐人韦澳告诫周墀的话说：“愿相公无权”，表示爵禄刑赏，乃是天子的权柄，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

　　低调谦逊，其实这也不全是史天泽本人性格使然，历史环境也许更为重要。史天泽当时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是当朝宰执，另一方面更受人关注的身份则是地方世侯。

　　汉地世侯形成于窝阔台时期，起初仅有刘黑马、史天泽、萧札剌汉军三万户，后增置为七万户，逐渐形成了真定史氏、顺天（今河北保定）张氏、东平（今山东东平）严氏、益都（今山东青州）李氏等几股较大的势力。这些大小世侯在辖境内集命吏、征税、刑罚等大权于一身，拥有重兵，多者五七万，少者亦不下二三万。不仅可以自辟僚属，享有专杀权，而且皆世其官，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专制一方，俨然春秋时各有分邑的诸侯或唐后期藩镇之再现。其中，又以史氏力量最强，任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正如《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附楫传》所云：“真定表山带河，连属三十余城，生杀进退，咸倚专决”。

　　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统治者对河北汉人世侯也不是完全放心的，对他们严加防范，在控制中利用，在利用中控制。当然，对史天泽亦是如此。蒙古统治者防范控制世侯的一个重要措施是离散其家族，使他们分处各地，难以合成一股势力。例如，前面提及的史天泽之父史秉直投降蒙古后，先被迁于漠北，后从攻北京（即原金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北），乙亥（1215年）三月后任北京路行六部尚书，而其子史天倪、史天泽等先后镇守真定，暌隔于两地，非经蒙古大汗批准不得见面。后史秉直以年迈，精力不济，又子孙俱在真定为由，向主帅提出南归的请求，主帅向王汇报，“王特遂其请”。经过层层审批，庚寅（1230年）十一月，史秉直方归真定，得享天伦之乐，这中间整整经历了十五年的时间。而其母亲和弟弟史进道则继续留守北京，不得随行。史进道常常对人无奈地感叹：“人生处世，幼不能事父母，壮不能事兄长，于义诚有阙矣。且吾有老兄，别居真定，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心早已跑到了南边，吾兄恐怕也在引领北望吧？”直至甲午（1234年）八月，经窝阔台批准，史进道才得以返回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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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汉人世侯专制一方，权力过大，在蒙古统治者初入中原，统治还未巩固之时，一定时期内有其存在的基础和必要性。但一旦蒙古统治者在内地的统治趋以稳固，特别是随着蒙古统治者在“遵用汉法”道路上步步前进，“分土专民”的汉人世侯便孕育着危机。

　　在汉人世侯设立之初，蒙古汗庭中便出现了要求削弱其权力的呼声。太宗二年（1230年）冬十一月，耶律楚材建议成立十路课税所，即是从税收上限制汉人世侯的权力。耶律楚材还针对当时“诸路长吏兼领军民、钱谷，往往恃其富强，肆为不法”的现象，提出了军民分治的建议。但是耶律楚材限制汉人世侯权力的做法，在当时很难完全行得通。除了十路课税所剥夺了汉人世侯的一部分财权外，军民分治的方案实际上在窝阔台汗和蒙哥汗时期一直未能得到切实地贯彻执行，诸汉地世侯依然尽专兵民之权。蒙哥年间，朝廷裁抑诸侯，法制寝密。此时史天泽即产生了退隐的想法，曾上奏：“臣始摄先兄天倪军民之职，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权，臣复入叨寄遇，一门之内，处三要职，分所当辞。臣可退休矣。”蒙哥汗安慰他说：“卿奕世忠勤，有劳于国，一门三职，何愧何嫌！”拒绝了其要求。李璮之变后，忽必烈对汉人更加不信任，其汉化政策发生严重倒退。以至于有人向忽必烈上奏说，之所以发生李璮之变，就是由于诸侯权太重。在这种情况下，史天泽遂奏：“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史氏以主动放弃兵权的方式，换取了家族和本人的平安。

　　在金元嬗代之际，蒙古统治者初入中原，将广大农田变为牧场，加之实行民族分化政策，民族矛盾一度十分尖锐。史天泽家族作为较早降附蒙古的汉人，充当了蒙古统治者和汉人之间联系的桥梁。史天泽的姐姐嫁于木华黎为妻，其子史杠有两位夫人，一位为李氏，一位为怯烈氏，怯烈氏为蒙古人。其侄子史楫为真定路兵马都总管，有三位夫人，其中两人为蒙古族。他努力弥合汉蒙之间的矛盾，促使蒙古统治者放弃了一些苛政，特别是以国家大局为重，支持废除世侯制度，促进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天泽在蒙元时期河北民族史上的历史贡献应提起足够的重视。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河北卷》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