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三交史话 | 忽必烈与邢州新政

　　金朝灭亡后，蒙古统治者进入内地，由于中原农耕文化与漠北草原游牧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如何统治中原内地，是摆在蒙古统治者面前一个全新的课题。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史专家唐嘉弘先生曾说：“从人文地理来看，在古代历史上，邢台的地位是处于一个相当重要的民族走廊地位，是草原地区文化和农业文化的融汇地区，一个带有交接点和通道性质的地位。”正是由于邢州（今邢台）独特的地理区位，在蒙元之际民族史上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

　　（一）忽必烈治邢叛

　　蒙古大汗窝阔台在中原括户的基础上，大封诸王、功臣汉地食邑。太宗八年（1236年），将邢州一万四千余户赐给斡鲁纳氏启昔礼、八答两个答剌罕，由他们自派达鲁花赤进行治理。答剌罕，意为“大自在的人”，一般只有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有救命之恩，立有殊勋者，才能被授予此称号，享有各种特权，如无论任何时候可以不必通报即可觐见大汗；蠲免赋税；独享战利品；可以九次犯罪而不受处罚；一般蒙古人游牧都有规定的地域范围，答剌罕则可自由放牧等等。由于当时投下封君委派的达鲁花赤，大多是不习吏事、贪墨残暴之辈，他们飞扬跋扈，肆意盘剥，弄得民怨沸腾。再加上邢州地当南北之要冲，蒙古汗庭使者多在此停驻，当地官吏疲于应付，不胜其扰。而这些负担都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大量百姓破产逃亡，邢州户口日减月削，从起初的一万四千余户剧减至五六百户。剩余民户平时皆以土塞门，穴地出入，如果望见单马奔驰则吓得藏匿于草丛中，等马飞奔过后才敢出来。行人过客口渴想入户求勺水喝，亦不可得，当官者为了安全, 处理公务也是昼伏夜出，故有人称之曰“鬼衙”，甚者一些官员弃印而逃。

　　公元1251年，拖雷长子蒙哥继为大汗。蒙哥即位后，任命对汉地较为熟悉的其弟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在拖雷诸子中排行第四，与蒙哥均系唆鲁和帖尼（即庄圣太后）所生。在蒙哥争位过程中，忽必烈给予了他很大支持，故为了回报，蒙哥即位伊始，便授予忽必烈主管漠南的重任。忽必烈移驻漠南，将藩府设在潮河上游的金莲川（今河北沽源小宏城村南），他身边有许多汉人儒士辅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汉儒幕僚集团。从此，忽必烈以漠南为根据地，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大约在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前后，邢州所属沙河县达鲁花赤吕诚、进士马德謙等仰慕忽必烈之贤达，不远万里，赴漠北具言于本部，愿以所属之地归之忽必烈，遂合辞以请，朝命许之。邢州两个答剌罕无奈只好请求忽必烈择任良吏，代为治理。

　　邢州是忽必烈僚佐刘秉忠、张文谦的故乡，故二人比起其他人心情更为急切。他们向忽必烈建议：“今民生困弊，没有比邢州更厉害得了，救焚拯溺，不宜迟缓。为何不令贤人前往治理，取得成效，使四方诸侯取法于我，则对天下均有好处。忽必烈认为有理，奏请蒙哥汗，任命近臣脱兀脱、张耕为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以治邢州。三人到任后，兴办铁冶，印制纸钞，还整顿驿站，规定驿马由圉人饲养，驿车编甲乙受雇。处死民愤极大的不法官吏，杀一儆百，其余或黜或降，洗涤蠹敝，革贪去暴，吏治为之一新。为了方便官民通行，又在邢州之北郭新建了一座石桥。经过这番兴利除弊，外地的流亡百姓纷纷返回，不期月，户增十倍，邢遂大治。诸路州政绩考课时，邢州为最。在此示范效应下，邻近的洺、磁、威三州亦相继纳土。

　　在治邢过程中，忽必烈虽未亲莅其地，但脱兀脱、张耕、刘肃等官员都是其幕府侍臣，是由他亲自简拔选任的。由于他的大力支持，他们才能在治邢中放开手脚，不断排除阻力。例如，王府侍从赵良弼担任安抚司幕长，凡政事遇有掣肘时，就直接北上启奏忽必烈，以求得忽必烈的令旨。两年时间竟往返六次，所请无不允准。忽必烈远征大理之际，已升为断事官的脱兀脱据功自傲，其属下蛮横不法，阻扰庶政，由原来的新政积极推行者蜕变为绊脚石。但由于他为断事官，是邢州当地的最高官员，又身为蒙古族，属于“国人”，赵良弼只好乘驿向忽必烈禀白，最后忽必烈断然罢黜了脱兀脱。

　　忽必烈治邢，推行汉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史书称其“遂兴铁冶，以足公用，造楮币，以通民货，车编甲乙，受顾而传，马给圉户，恒养而驿，官舍既修，宾馆有所，川梁仓庾，簿书期会，群吏守法惟谨，四方传其新政焉” 。虽然它是当地官吏的一次偶然请求引发的，但对忽必烈以后政策的影响却不可小觑。如果说金莲川开府，是忽必烈从理念上初步学习和认同汉法的话，那么“邢州新政”则是他以汉法治汉地的现实试验，而且是一次成功的试验。通过这次试验，忽必烈进一步认识到，蒙古人旧有的统治草原的方式和经验，根本不适合汉地，而利用中原士大夫，以汉法治汉地，才是现实的、唯一的正确出路。因为邢州安抚使张耕，副使刘肃都是儒士，忽必烈由此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进一步扩大了汉地士大夫的任用。忽必烈治邢的成功，加上在其封地京兆、河南的一系列努力，使中土诸侯民庶翕然归心，争取了民心、士心，为以后与阿里不哥争位中取胜奠定了基础。

　　（二）邢州学派与民族融合

　　邢州新政的推动者刘秉忠、张文谦是邢州学派的重要成员。在蒙元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邢州学派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邢州学派是元朝历史上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作为的一个学派，其源头或曰根据地是邢州西部的紫金山书院，故该学派也称为“紫金山学派”，代表人物有刘秉忠、郭守敬、张文谦、张易、王恂等。其中，以刘秉忠为首，其学问渊博精深，贯通释、儒、道；在科技方面，则以郭守敬成就最高。刘秉忠，邢州人，字仲晦，初名刘侃，号藏春，释名子聪。十七岁任邢州节度使府令史，因不甘汩没为刀笔吏，弃官隐居山中，在儒学之外，广泛涉猎释、道。公元1239年由海云禅师推荐，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刘秉忠应对称旨，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由是深得忽必烈的赏识，被留在藩邸。在其后的三十余年，跟随忽必烈南征北战，出谋划策，为元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世之功，为一代开国勋臣。郭守敬曾拜刘秉忠为师，并与张文谦、王恂、张易等人同学于紫金山，史称“紫金山五杰”。他们因其学识渊博、文武兼备、大略雄才，成为元世祖忽必烈重要谋士和开国大臣，为元朝的统一和建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地缘政治的影响，邢州学派被烙印了强烈的民族融合的特征，它冲破了夷夏观念，淡化了传统的正统之争。刘秉忠、郭守敬、张文谦、张易、王恂等汉族人与蒙古族统治者和谐相处，积极入仕朝廷，从而得以施展政治抱负，开展科学文化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不仅取得了个人的成功，还使中国继唐朝之后再次走向大一统，也让邢州民族走廊的地缘文化得到充分彰显。邢州不仅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更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历史视野。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河北卷》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