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三交史话 | 战国第八雄：中山的华夏化与儒化
中山是鲜虞（白狄的一支）建立的国家，春秋末期，鲜虞始称中山，后为晋国所灭。战国初，中山复国，备诸侯之制，与中夏相颉颃，是当时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唯一国家。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时在公元前414年。武公是中山国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国君。中山武公率领民众离开了贫瘠的太行山区，向东部平原迁徙，在顾（今河北定州市，一说顾即鼓，在河北晋州）建立了新都。武公还仿效华夏诸国，建立政治军事制度，为中山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武公去世后，桓公年幼即位，耽于玩乐，不恤国政，魏文侯任命乐羊为将进攻中山。经过三年苦战，魏文侯四十年（前406年），魏灭掉中山。中山武公于顾立国，仅传两世，到桓公时，前后短短九年就灭亡了。魏文侯派太子击（后改以少子挚）为中山君，同时派名士赵仓唐为傅，李克（即李悝）为相，协助他治理中山。为了表彰乐羊灭中山之功，魏文侯封乐羊于中山故邑灵寿，负责军事镇守。这个时期的中山，史家称为“魏属中山”。魏国统治中山二十余年，使先进的中原文化传到了中山，对促进中山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山第二次被灭后，余部转移到了太行山区。在国破家亡的震动之下，桓公一扫原来的萎靡奢侈习气，开始励精图治，积极积蓄力量，以图复国。魏武侯十六年（前380年）左右，他率军驱逐了魏国势力，成功复国，并迁都于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乡），最后在灵寿稳定下来，一直至其灭亡。在这里共传立五代。中山国历史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公元前340年，桓公去世，成公即位。成公之后，公元前327年前后，中山国史上著名的国君王厝登上了历史舞台。魏惠王后元十二年（前323年），由魏国公孙衍（犀首）倡议，中山与韩、赵、魏、燕等国结盟，共同称王，史称“五国相王”，以与秦、齐、楚等抗衡。在诸国中，韩、赵、魏、燕均为万乘之国，而中山只是千乘之国，力量最为弱小。但中山巧妙利用诸国之间的矛盾，使得诸国承认中山称王，在形式上中山取得了与诸国平起平坐的平等地位，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
由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迅速崛起。中山位于赵之“腹心”，成为赵国势力扩张的首要障碍和心腹大患。公元前296年，赵军攻破中山国都灵寿，中山灭亡，都城灵寿城也被捣毁。
中山国前期国都屡次迁移，先定都于新市和顾，后迁都灵寿，方圆五百里。极盛时期其疆域包括今河北保定地区南部、石家庄地区大部、邢台地区北部及衡水地区西部。根据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及传世材料，中山王世系如下：
需要指出的是，王厝时中山才称王，铭文中所谓的文王、武王、桓王、成王均为后世的追谥。
一、作为底色的白狄文化
作为一个在中原腹地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汉文化的包围中，中山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本民族的特色。中山都城灵寿位于今河北平山三汲乡东南，考古发掘发现夯土遗迹、王陵、作坊遗址及居住遗址等，但不见有宫殿建筑的高大台基，这与周边大国国都，如易县燕下都、邯郸赵王城、临淄齐都城遗址等都有明显不同。当时诸国宫殿一般建在高大的夯土台基上，台的下部修有一层层回廊，顶部建有殿堂，形成高楼一般的高台建筑，而灵寿城址中却未发现高台遗迹。《新书》卷七《退让》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翟王派使者出使楚国，楚王欲向使者炫耀楚国的富足，故特意在“章华之台”上宴请使者。向使者问道：“翟国有这样的台子么？”翟国使者回答：“翟，窭国也，恶见此台也？翟王之自为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垒，茅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犹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国恶见此台也！”“翟”，通“狄”，由于中山从族属上为白狄，故中山国也被称为“翟国”。中山国的使者向楚王解释中山国是穷国，他主要从中山王节俭爱民的角度说明中山国宫殿不建高台的原因。其实，不建高台，原是中山的民族习惯，而与所谓节俭爱民没有关系。
从墓葬形制来看，中山王厝和成王墓是具有鲜虞少数民族特色的积石墓，墓室呈中字形。中字形是战国时期代表国王身份的墓室形制。墓室内用大量石块和卵石填充。墓室设计十分特殊，建有一种称作“库”的结构。库是中山国墓所特有的，珍贵的陪葬品都置于库中。这也是中山王墓历史上虽然屡经盗掘，但珍贵的葬品却未被盗墓贼发现的主要原因。王厝墓室有三个库——东库、西库和东北库，成王墓室有两个库。
中山国山形器。
中山国之所以称“中山”，即是因为初时城中有山。后来鲜虞族虽然迁离大山，但仍保留了对山的崇拜。山形器即是山崇拜的反映。两个中山王墓葬中均出土了一套大型山字形铜器。器物上部呈“山”字形，两侧向下回转成镂空雷纹，下部中间有安插木柱的圆筒状銎，出土时銎内还残留有朽木。山字形器形体高大，造型庄重，在中国各地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出现过。这种器物为中山国特有，属于一种仪仗礼器。平时置立于木柱之上排列于帐前，国君出行时则竖于战车或轩车之上，象征着国王的权威。
春秋时期的白狄人是一个以游牧业为主，兼营狩猎的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他们迁徙到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地区后，长期以来仍保持着游牧狩猎民族的习尚，游牧狩猎经济仍占有一定的比重。这种经济形式主要分布于中山国北部。今石家庄以北，包括平山、行唐、唐县、曲阳、满城等地出土了许多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器物，说明这里的居民仍保持着游牧习俗。如络绳纹铜器，是仿照游牧民族用绳子在马背上捆绑盛水用的皮囊制成的。虎形金饰片，是游牧民族贵族镶嵌在衣服上的一种特殊饰物，在唐县和满城等地均有发现。这类器物在中山国都城灵寿遗址也有大量发现。狩猎纹铜盖豆和狩猎纹铜鉴，刻划了大量动物、人物和山林景色，是中山贵族狩猎生活场景的再现。成王墓出土的皮帐和帐内取暖用具，更是中山国游牧狩猎生活的直接证据。
行唐故郡遗址的车马坑（东周）。
2015—201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联合发掘了行唐故郡遗址，该遗址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是具有北方族群特征的贵族墓地和居址，学者认为反映的是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鲜虞和中山国文化。该墓葬中既有华夏系统文化的车马陪葬制度，又有北方族群特色的动物头蹄殉牲习俗。M58、M53、M40、M33、M34和M28东侧的车马坑和殉牲坑为两种文化融合的具体反映。墓葬随葬品既有晋、燕、齐等华夏系统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兵器、车马器等，又有具备鲜明北方族群特色的青铜鍑、盘丝金耳环、铜泡及玛瑙、绿松石饰品等。
二、鲜虞中山的华夏化和儒化
尽管中山自始至终一定程度上仍保持着本民族的特色、习俗，但总的来看，在与华夏民族长期交流、交往和交融中，中山发展的主要趋向是华夏化和儒化。
从经济方面来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和中原地区一样，农业上已经普遍使用铁器，其国都灵寿有专门制造铁农具的作坊。1955年，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出土了铁农具、工具四十七件，还出土了釉陶等建筑材料，牛、羊、猪、狗、鸡等家畜、家禽骨骼，还有两堆已经炭化了的高粱。这个遗址属于赵国中期或晚期遗址。
在中山王城的手工业区内，发现了颇具规模的铸铜、铸铁、制陶及制作玉器、骨器、石器的作坊。这些作坊是王室控制的官营手工业机构。出土的铜钺、戈、剑、箭、弩机和铁杖等兵器和金、银、铜、铁、玉器等，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铸造、焊铆及镶嵌工艺也很精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丈夫……作奸巧治，多美物”，正是对中山国手工业发达，匠人工艺高超的反映。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山国商业也有一定发展。《史记·货殖列传》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已脱离了以物易物的阶段，开始使用货币。中山早期主要使用晋国早期货币空首布和燕国的尖首刀。这两种货币在灵寿遗址和中山境内都有出土。后来，中山国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成白刀”。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灵寿城遗址发现的两个钱币窖藏中，成白刀占总量的78%。在遗址中还发现了成白刀范。
在文化方面，中山文字为战国盛行的大篆，与晋系文字有相通之处，和楚系文字也有着一定渊源，个别文字可能直接来源于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独创字体。这显示出中山的文字来源并非一端，而是在博采众长基础上自成一体。例如，其运笔极具自身特点，字体纤锐修长，结构匀称整齐，笔锋刚柔相济，学界称之曰“中山篆”。这些文字借助金石器物而得以流传后世，其代表器物有中山守丘刻石和“中山三器”（中山王鼎、方壶、圆壶）等。中山复兴之时，由于与内地汉文化接触日久，特别是经过魏国二十多年的统治，在中原文化的熏染之下，中山贵族已经服膺儒家文化。史书称中山武公，“专行仁义，贵儒学，贱壮士，不教人战”，“上尊学者”。中山王墓出土的铜器铭文，多引用儒家经典，大谈天命、忠、孝、仁、礼、义、信等，也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显示儒家思想已经在中山上层广为传播。
中山王墓出土的铜方壶（战国）。
鼎在先秦时期是标志贵族身份等级的最重要一种礼器。在已发掘的两个中山王墓中，各出土了一套九件的升鼎。升鼎，又称牢鼎，是当时祭祀、丧葬、礼聘时所使用的礼器。其中，中山王厝墓中的列鼎尤为重要。这九个鼎形状相同，依次变小。按照当时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王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一般平民和奴隶不许用鼎。但从全国各地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君也都开始使用九鼎，是当时礼坏乐崩的时代反映。中山王使用九鼎，反映出中山国政治制度已经汉化，采用了中原礼制。
由于中山国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在住宅装饰方面努力模仿周文化的风格，使用了仿东周王朝的乳钉卷云纹半瓦当，在王墓上亦建有享堂一类的建筑，灵寿城址的布局与燕下都有某些相似之处。中山国平民和奴仆等普通劳动者身穿便于劳动的具有鲜明的戎狄特色服装，而统治者及侍从则一般流行具有华夏风范的深衣广袖。
在葬俗方面，中山前后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鲜虞墓葬盛行积石葬和积沙葬，墓向均为东西向，具有鲜明的北方少数民族色彩。中山定都灵寿后，从考古发掘来看，用于随葬的鼎、豆、壶等成组陶明器开始出现，而积石、积沙葬已基本消失。一般墓葬盛行土圹竖穴木椁木棺葬，后填土夯实，墓向已改为南北向。墓葬中除个别鲜虞贵族墓尚保留部分民族用器作随葬外，其他墓葬已与中原民族的墓葬基本相同。
中山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先灭于晋，后亡于魏，最后又亡于赵，亡而复兴，几起几落，在诸强的夹缝中，存在了百年之久，成为战国时期仅次于七雄的大国，号称战国第八雄，堪称一个奇迹。奇迹的创造是与中山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分不开的，外来文化的注入使其活力迸发。有人认为中山亡于儒，将亡国归结于吸收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其实，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表象，统治阶级在吸收中原文化过程中，逐渐腐化堕落，耽于享乐，不思进取，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作者冯金忠,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河北卷》课题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