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三交史话 | 千年古国话孤竹：从商之同姓方国到山戎文化之乡

提起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王朝，一般人会想起享国八百年的周朝。实际上还有一个国家比周朝存在时间长得多，那就是孤竹国。孤竹，亦作“觚竹”，是商初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它兴于殷商，亡于春秋，存在了近千年之久。

孤竹国君，姓墨胎氏，或曰墨夷氏。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的始祖为契，“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上述提到的目夷氏，即墨夷氏、墨胎氏。目夷氏既然出自子姓，孤竹当然也是子姓国，与商最高统治者关系密切，为同姓之国。

孤竹自商初成汤初封，至殷末仅传九世，第七世国君是竹猷，八世是亚微，第九世是亚凭。其前的世系不详。据民国《迁安县志》卷四《古迹篇》载，迁安县境内有孤竹次君墓，而新版《迁安县志》除了次君墓外，还提到了长君墓。“长君”“次君”，均不明所指。长期以来，孤竹国身上迷雾重重，不仅国君世系不明，甚至国都所在地也争议很大。现在很多学者倾向认为，卢龙县蔡家坟村的北岭极有可能是孤竹国都所在地。

南宋画家李唐所绘伯夷叔齐《采薇图》

一、伯夷叔齐的故事：“夷齐让国”“不食周粟”

孤竹国辖境包括今河北迁安、卢龙、滦州等冀东地区以及辽宁兴城、朝阳等地，僻处一隅，在商代数百乃至上千诸方国中并不起眼。但在商末却突然名声大噪，并被写进了司马迁的《史记》中，这一切都源于两个人——伯夷和叔齐。司马迁对伯夷、叔齐十分推崇，认为二人是为义而死，为他们专门立传，并冠于《史记》诸列传之首。以至于提起孤竹，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便是伯夷和叔齐。伯夷、叔齐已经成为孤竹文化标志性的人物。

伯夷、叔齐是孤竹王亚微之子。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所谓夷、齐者为谥号；伯、仲，乃其排行。伯夷为亚微长子，叔齐排行为三。根据史书的记载，亚微老了，开始为继承人发愁，按照惯例，他应该将王位传给长子伯夷，但他最爱的却是三子叔齐。废长立幼，与制度不合，当然会遭到群臣的反对，但舍弃叔齐，又实在于心不甘。他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决定选立叔齐。亚微去世后，叔齐当继立为君，他却想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认为这是父亲的决定，在坚辞不果的情况下，索性逃走了。叔齐不忍拂逆父意，但又不忍越兄而继承王位，便与伯夷一同逃走了。国人遂立亚微次子为君。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伯夷叔齐都垂垂老矣。他们听说西伯姬昌优待老人，便前去投奔，但不巧姬昌去世了，其子姬发即位，即周武王。

周本是商西陲一个小邦，西伯姬昌在姜尚等贤臣的辅佐下，力量渐强，乃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不再甘为人臣，欲取商而代之，甚至等不及将父亲文王下葬，就兴兵出征了。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以下犯上之举，拦住武王的马头，质问道：“父死不葬，便兴干戈，此乃不孝；身为臣子，以臣弑君，此乃不仁。如此怎么能让天下信服呢？”武王大怒，欲杀二人，姜尚劝阻道“此义人也”。

后来武王克商，天下宗周，欲笼统天下人心，特别是那些商的遗民，想起了伯夷和叔齐，召二人入京为官，但二人断然拒绝，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今河北迁安南之岚山），采薇而食。薇，是一种野菜，据陆玑《毛诗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茎叶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最后活活饿死。他们临死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此后孤竹似乎便从历史上消失了，直到四百余年后的春秋初年。春秋初年，山戎开始向内地发展势力，对燕国发动大举进攻，在山戎凌厉的攻势下，燕宣侯死，燕国国都蓟（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也被攻陷。其子桓侯被迫迁都临易（今河北容城或曰易县）。燕庄公二十七年（前664），山戎又伐燕。燕求援于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国语》卷六《齐语》亦记载，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当时孤竹为山戎之与国，故齐桓公北伐山戎中，将孤竹也列在讨伐之列。齐桓公这次北伐，给了孤竹以毁灭性打击，孤竹国君被斩首。虽然国君被杀，但此次孤竹并未亡国。大约在四年之后（前660），齐桓公又北伐孤竹，彻底征服了孤竹，孤竹国灭亡。

二、出土器物所见孤竹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和联系

孤竹国在史籍中如草蛇灰线，时断时续，这个千年古国身上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七十年代后，辽西和冀东发现了几处殷商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陶器。孤竹国这个神秘的古国才开始一点点露出其真实面目。

1973年，在辽宁喀左县的北洞一号坑出土了一件涡形铜罍，高41.1厘米，口径16.8厘米，从形制看属于商代晚期。李学勤等先生释读其铭文为“父丁，孤竹，亚微”。由于其中明确提到了“亚微”，故学界称以“亚微罍”。这几个字的大意是“孤竹君亚微为其父叫丁的所做铜罍”。亚微，即伯夷、叔齐的父亲。“亚”，是商代诸侯在商王朝任职的官称。也就是说，亚微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是孤竹国的国君，但同时又是在商国都任职的臣子。

商，父丁孤竹亚微罍。辽宁省博物馆藏

除了孤竹国君任职于商王朝外，他们还与殷商王室多有通婚联姻。例如，甲骨文中多有“妇竹”“妻竹”“竹妾”等词，这是孤竹国女子嫁于殷商王室的称谓。

1992年10月，河北迁安县夏官营镇马哨村小山子商代遗址出土一件铜鼎和一件铜簋，器物年代在商晚期至周初之际。铜簋器底有铭文“箕”字，铜鼎内壁有铭文“卜”字。这两件铜器，据学者推测均为箕子之物。箕子，名胥余，是文丁之子、纣王的叔父，官至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他是商末著名贤臣，被孔子誉为商朝“三仁”之一，因谏阻纣王，而不见听，遂佯狂为奴，纣王囚之。周武王克商，释放了箕子，但箕子心怀故国，不忍商之灭亡，不愿仕于周，逃到了朝鲜。武王闻之，遂以朝鲜封之。河北迁安，商时属于孤竹国封域，箕子器物出现在孤竹国境内，可见孤竹与商王朝关系密切。这个铜簋很可能是箕子嫁女于孤竹国所陪嫁之物，因此流传至孤竹国。如今河北迁安、卢龙等地民间还流传着箕子嫁女到孤竹的故事。

上述遗址出土器物不多，而河北滦州响堂镇东法宝村后迁义遗址则出土器物众多，门类齐全，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

后迁义遗址发现于1990年3月，1999年10月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土坑竖穴墓9座，房址1座，灰坑40余处，出土青铜鼎、簋及金饰品、磨光陶器等文物200余件。其中，金器有金耳环、金箔，玛瑙器有玛瑙环，青铜礼器有鼎、簋，兵器有斧、挂箭钩。该遗址出土器物几乎包含当时人们生活所用的所有必需品，全面地反映了农耕、渔猎、手工艺、装饰、贸易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最具特征的是该遗址中特殊的陪葬形式。在所清理的墓葬中，依据不同的规格分别在墓室中间陪葬有五、七、九等不同数量的牛头。数量越多，表示规格越高，在有九个牛头的墓葬中，陪葬品有鼎、簋、斧、挂箭钩、彩绘陶罐等，墓主人用较大的金耳环和玉玦作为装饰，也显示出身份的高贵。这反映出孤竹虽然僻处东北一隅，但受到中原商文化的深刻影响，在礼仪制度上基本上与内地是一致的。

三、孤竹文化的二重性：华夏文化与山戎文化的交融

孤竹境内地形复杂多样，包括盆地、山地、丘陵等，滦河、青龙河、大凌河纵贯其中。盆地中土地沃衍、气候湿润温和、雨水丰沛，适宜发展农业。山地、丘陵则可发展畜牧、狩猎。《逸周书·王会》记载，孤竹以距虚为其特产。“距虚”，据孔晁注乃为“驴骡之属”，这类家畜据传是由野生狍子与四不像杂交而产生，有着惊人的繁殖能力，现已灭绝，显然是属于畜牧经济的产物。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孤竹虽有国君，孤竹城只是其国君所居，或是一部分华夏化民众定居的地点，其人民的社会状况仍以游牧为主。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包括辽河流域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苏秉琦先生认为，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氏族社会的发展，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距今八千年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距今五千年的红山文化，则标志着这里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以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标志，产生了华夏最早的原始国家。燕北文化区一直和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的文化体系相一致。而孤竹国属于燕北文化区，这也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孤竹僻居一隅而具有高度文明的原因。

孤竹国作为商的同姓侯国，本是华夏殷族的一支，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其主体本属于殷商中原文化。但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部游牧狩猎文化的结合部，表现为农业经济和渔猎畜牧经济交错并存，在文化上形成了复合性、多元性等特点。特别是春秋以后，随着山戎等少数民族的兴起，占领孤竹之地，孤竹文化构成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也是它为何一方面能产生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古代圣贤，一方面又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色彩的原因所在。

山戎是分布在中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因其居于山中而得名，主要散布于今北京北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山戎名称出现甚早，《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它在春秋时期逐渐强大起来，吞并了燕国辽西、冀东的大片领土。此时孤竹国也被山戎占领，完全依附于山戎，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孤竹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山戎文化特色。除了中原商文化之外，山戎文化构成了孤竹文化的重要因子。这在孤竹后期表现尤为突出。

近年来，滦平县二十二个乡镇均发现山戎古墓群，少则十几座，多则数百座。目前已发掘清理山戎古墓五百余座，出土文物一万多件。山戎古迹和器物之丰富，价值之巨大，在全国是极为罕见的。其中的蛙面石人和青铜蛙形牌饰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蛙面石人与蛙形牌饰与山戎的蛙崇拜有关，是他们的图腾。

山戎文化蛙面石人 现存于滦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内

在中国古代，华夏族（汉族）占主体，民族融合主要表现为以汉族为核心，融合其他少数民族，这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主要形式。但在局部地区，由于当地少数民族占据了主体，华夏族则可能被吸收而融入到了少数民族中。而孤竹居民逐渐融入山戎、东胡等族中，正是这样一个“由华变夷”的典型例证。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料汇编·河北卷》课题组成员 冯金忠）